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甲午中日战争促成的言路一派愤切和群起高亢,使十年以前因中法战争的起落而在政府压抑下一时星散的清流,重起于时势危迫之中。同时,由战争造成的政局变动,使渊源於清流一脉的翁同稣与张之洞各自因李鸿章的挫跌而走向高处,分别成为政府里和疆吏中的重心。重起的清流既以其议战议和的彼此呼应相感染,拢集朝野士人,又以其群聚和群鸣影响了时事的走向与朝政的起落。这个过程由追究战争与议和的责任开始,又步步深入触及中国社会的积弊和时弊,并最终由除弊而走向以西法变成法。在甲午之前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襄,清流曾代表了儒学的固性和刚性,与借法自强的洋务一派相对峙,因此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急速地越过借法而走向变法,同时又写照这个群体在时势逼迫下的剧变。     

武仙與金末蒙初華北形勢

金末名將武仙,其行迹幾乎與金蒙戰爭相始終,並參與了金亡之前十年華北多數重要戰事,可以視之爲當時金軍的核心人物之一,與戰爭之成敗及形勢之走向有直接關係。本文擬以武仙爲切入點,藉以審視金亡前十年(1224—1234)金蒙宋諸方的戰略實施、軍事形勢。期間,各政權在華北的發展前景,曾出現難以預測的波動,這更是本文欲揭示的重點内容。     

沃龍湼什地誌博物館

在莫斯科西南約六百公里,蘇聯中央黑土地帶的中心,有一個俄羅斯的古老城市——沃龍湼什。這個城市建立於一五八六年,然而它真正得到發展却在蘇維埃時代。一九一九年,就在這兒布將尼的英勇騎兵與城中勞動人民一起擊溃了馬蒙托夫與什庫羅白衛軍匪帮。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沃龍湼什城成了一條戰綫,希特勒侵略軍再也不能越過這兒長驅直入。雖然在當時這城市曾遭到敵人的嚴重破     

辛亥革命時期清廷的戰時財政運籌

戰時財政是一種非常態財政,辛亥鼎革期間,爲配合戰爭機器運轉,清廷被迫放棄預算財政軌道,轉入停辦其他新政,籌措所有潛在財源,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狀態。在部庫與省庫均近乎告罄的情況下,部省極力籌畫舉借外債,但先後格於列强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統兵將帥與北省督撫極力獻策發掘内款的各種方案,卻依然難遂人願。因部庫窘困,清廷針對戰時請款不得不流於敷衍,空言指撥,而無實際,戰時財政運籌由此陷入絶境。它折射出財政改制面臨巨大變故後,國省財政應對乏術,内外疏離趨於顯性的極端態勢。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中南軍政委員會命令——各省市縣應共同負責徵集革命文物

我中南區在長期革命過程中,均處非常重要地位,其間先烈遺澤,以及正在英勇戰爭和鬥爭中的戰士的豐功偉績可歌可泣,足以教育和激發羣衆,值得永垂紀念的革命文物,散失各地,定屬不少。值此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運動瀰漫全國的形勢下,爲了進一步發揚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精神,使本     

疆土爲大局之所繫——張之洞與中越勘界

中法戰爭中,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主持軍務,坐鎮後方,指揮調度,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爲時人和後人所津津樂道。但是,在這場戰爭尾聲的中越勘界中,他的作爲卻較少被人關注。其時張之洞奉命會勘中越邊界,雖然並非主事者,但敏銳地認識到勘界事關國家安危與領土主權,任務重大,影響深遠,不容有失。他着眼全局,不僅勘界前密陳機宜,建言獻策,而且對於所轄廣西、廣東界務尤爲究心,協助勘界大臣鄧承修較爲順利地完成勘界任務,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張之洞也見證和體驗了對外交涉的艱辛與無奈,認識到涉外事務與國家的强弱有關,並趨於理性務實。這對其完成從詞臣到疆吏、由清流入洋務的大幅轉身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劉錫鴻内心世界的雙重矛盾

本文認爲當下的劉錫鴻研究中存在貼標籤的現象,先將其歸屬爲保守派,然後就從保守的定性觀察他的一切,結果是遮蔽了劉錫鴻的真實面相。梳理史料,可以發現他的一生陷在雙重矛盾中而不能自拔:一重是政治理念上變革與保守的結構性矛盾,一重是個人品格中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品質之間的矛盾。隨着情境條件的變化,矛盾的不同方面此長彼消主導了他的言行,使得"變革"和"保守"兩種因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出現在他的言行中,只有抓住這兩重矛盾纔能解釋劉錫鴻的内心和一生。本文對變革與保守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出使之前參與"海防籌議"的討論以及出使中對西方文明進行的考察予以分析,重在突出他傾向於洋務的一方面;對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個人的性格特徵和官場中的利害關係進行分析。     

“玄武門事變”新考——以“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爲中心

"玄武門事變"是唐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過去的研究多注重於李建成、李元吉與李世民之間的政治鬥爭,唐高祖對於兩個集團的態度等問題。本文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對"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作探討。以李世民的政治和軍事經驗,他在發動"玄武門事變"時如此猶豫,即在於他雖然擁有衆多高級官銜,卻並非如雷家驥先生所説是"實際上的皇帝",而僅僅是一個並無多大實權,困於京城内的高級皇族。除了一批忠心護主的秦王舊將以外,他手上實無太多可用兵力,因此,他雖有蓋世雄才,臨此大變,仍舉棋不定,最後纔冒絶大風險,奮力一擊。     

朝鮮民族反抗侵略戰争史蹟展覽介紹

從朝鮮人民反抗美帝侵略的正義战爭發生以來,瀋陽東北(宀博)為了加强中國人民對朝鮮的認識與同情,特於庆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开國一週年同時舉辦朝鮮民族反抗侵略戰爭史蹟展覽。展出地點在本舘     

東北區宣傳工作展覽會介紹

在召開東北區第一屆宣傳員代表會議同時,東北局宣傳部舉辦了一個宣傳工作展覽會;其主要目的是交流各地宣傳工作經驗,以便進一步貫澈"中共中央關於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羣衆的宣傳網的决定"。這個展覽會籌備時間約有一個月左右,但分類佈置時間却十分匆促(只有十天),又加之會場較小,難於容納更多的東西,因此,在佈置與選擇材料上,只好簡單明瞭,注意能够說明問題。但是,     

新疆省第一届文化行政会议着重指示保护文物古蹟

新疆省的文物古蹟,極為豐富,由於過去沒有被重視,以致損失與破壞了很多。在四月七日開始舉行歷時一星期的新疆省第一屆文化行政會議上,着重指示了保護文物古蹟的意義與重要性,並闡     

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袾宏及其弟子爲例

晚明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之後對佛教始終態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對天主教的反應既顯遲緩又呈現從溫和到强硬的轉變。本文通過追溯杭州雲棲寺羣體(虞淳熙、袾宏及其門人)與利瑪竇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間的數次互動,辨析佛教界應對天主教挑戰時態度的變化趨勢——從忍讓調和到日趨嚴厲,由此窺視晚明佛教的社會處境以及當江南地區同時成爲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後呈現的文化衝突如何影響着佛教界人士的應變方式。這種現象説明,在一個並不有意倡導文化交流的時代,兩種傳統遭遇之後爲保持自身特色會怎樣本能性地自衛。由此更應體認,文化與思想的對話應該是當今世界的基本議題。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     

清末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

清末修律中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頗爲激烈,引起朝廷、督撫、資政院以及報刊傳媒的廣泛關注。論辯雙方甚至人身攻擊,並各引外援,組織政黨,可謂清末思想變遷史上的難得案例。不過既存研究往往囿於傳統"禮法之爭"的論述框架,過於强調西方法理和中國禮教競爭的一面,忽視中與西、新與舊等因素其實可以並存於同人同事。論辯雙方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資源。時人積極參與討論,其旨趣也往往不在法律本身,而是關注時政和國家的未來。其中的收回法權問題始終制約着論辯雙方的思路,禮教的地位因爲可能影響到國權而受到質疑,對於五四時期的思想道德革命不無引發之功。     

为争取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而斗争

(一) 美帝擴大使戰爭的陰謀,使世界人類尤其是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它非法武裝日本,非法單獨對日媾和■在朝鮮停戰談判的會議上,它一再玩弄着卑鄙無恥的手段,陰謀破壞■■同時並向朝鲜及我國東北進行着慘無人道的细菌戰;美國戰爭販子們想在亞洲發動世界大戰的陰謀已日益顯著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善良的人們,誰不痛恨戰爭?誰不願意過着和平、自由、獨立、幸福的生活?當戰爭販子們的陰謀日益顯著的今天,我們廣大的亞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人民不能坐視。誠如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發起書上所說:‘和平絕不能等待,和平需要愛好和平的人民團結起來爭取’。現在是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十六億人民起來     

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

以儒家倫理爲中心的禮法,在先秦時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漢代則通過獨尊儒術,把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東漢末年,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爲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脱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隨後興起的理學,則是針對業已下移普及的禮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論化重建。     

“建文舊臣”嚴震直死事敍述與形象建構——以《流芳錄》之傳刻爲中心

明初名宦嚴震直在朱棣即位後被派往北方諸省巡視,死於途中。受明前期禁革建文朝事及建文流亡傳説之影響,明中期以來對於嚴震直死因及晚節的認定,衆説紛紜。與此同時,嚴震直後人所彙纂的記録、頌揚先祖功績的《流芳録》,也幾經重訂再刊。嚴氏家族意圖利用時勢變化和相關傳説,並藉助旌忠祠的興修與重建,推動嚴震直的形象由“建文降臣”向“殉節忠臣”轉變,展現了一個江南地方家族對於國家政治與輿論的持續關注以及適時的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