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纹饰研究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因以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而得名。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动物的纹饰为主,其材质普遍为青铜和金、银。由于其与欧亚草原民族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术课题。本文将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纹饰研究出发,解析它纹饰背后具备着怎样的文化内涵。     

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饰牌

<正> 北方式青铜饰牌主要是指发现在我国北方长城内外铸有动物纹的青铜饰牌而言。由于最早发现于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以及河套地区附近,所以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动物纹在国外称之为“野兽纹”。具有动物纹和动物立体造型的青铜器,其出现时间很早,至少在商代中期以前就把动物立体造型运用在武器之上了。北方青铜器上的动物纹,一直延续到西汉或更晚的时间。青铜短剑、刀子、马具、带具、饰牌等,都包含在这一类器物中。就北方式青铜器整体而言,青铜短剑、青铜刀子和动物纹饰牌,是北方式青铜器构成的三要素。而青铜饰牌则是这三个要素之一。     

载铜以器 旅顺博物馆藏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和铜刀

正商周以来,活动在我国北方广大草原地区的古代部族,大都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在带动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推进着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整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鄂尔多斯草原文化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大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得天独厚的大自然赐予和历史的文化积淀,鄂尔多斯文化呈现出古朴、清新、自由奔放、别具一格的文化特征,青铜器就是代表之一。目前发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最早可以上溯到商代,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西     

旅顺博物馆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甄别与浅析

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青铜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最集中、最具特征而得名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故宫博物院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一些学者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以及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辽宁等地出土的饰有动物纹的青铜器的统称。也有称之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     

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

在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古代青铜文化中,有两种比较引人注目的文化遗存,这就是以T字形柄曲刃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和以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两组不同的遗物群。这两个系统的青铜短剑,在国内外尚没有统一的命名。前者在国内一般称为双侧曲刃式铜剑,近年也有人称之为东北系铜剑;后者在日本称为"绥远式青铜短剑",认为是"绥远式"青铜器群中的一种。也有称后者为"远东塞斯安"、"中国斯开泰式"、"鄂尔多斯式"、"中国西伯利亚式"铜剑的。     

湖北黄梅刘岳墓地M1出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黄梅刘岳墓地M1出土楚、越式青铜容器具有不同的材质特征。越式青铜容器包括七件越式鼎及盉,采用了高锡的合金配比,锡含量均高于18%。楚式青铜容器组合完整,锡含量在10～17%之间,显著低于越式器物;其中盒形敦及盘、匜为锻制成型,铅含量较低。越式鼎的铅同位素比值与湖南地区部分东周青铜器较为接近,可能来自长江中游地区。刘岳墓地M1出土楚、越式青铜容器在合金技术上具有清晰差异,而在铅料来源上又具有密切关联,对研究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具有重要意义。     

老龙头墓葬和盐源青铜器

以老龙头墓葬为代表的盐源青铜文化是近年来西南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老龙头墓在墓葬形制和葬式上都有十分突出的特点,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也具有鲜明的区域性风格。初步分析,这是一种战国至西汉时期主要活动在雅砻江下游的青铜文化,可能是文献记载的西南古代民族之一——笮人的文化遗存。盐源出土的青铜器中还包含有北方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因素,有些器物还带有浓厚的中亚文化风格,充分表现出盐源青铜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盐源青铜器的发现为研究横断山区这个南北民族走廊的文化面貌和作用提供了重要资料。     

返璞归真 化繁为简：山西西周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山西作为青铜文化遗存丰富的地区之一,其西周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造型形式和纹饰装饰中。在吸收借鉴中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凸显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到的审美意趣,为西周青铜器的重要代表,积淀了源远流长的晋文化,在西周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     

火焰形马络饰试析——从鄂尔多斯征集的青铜虎头节约谈起

正《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发表一件征集于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虎头节约~([1]),器物造型及纹饰均很特殊,原报告者将其归为马具,但未具体说明其用途。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类似器物,并与国外的相关发现进行比较分析,推测类似虎头节约一类器物大多属于马络饰,即马络具装饰品。现将我们的认识公布出来,以供大家讨论。     

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的年代学研究理论分析

近年来,随着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学者们对此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愈加深入。对器物年代的判定是青铜器研究的基础,对此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断代理论与方法,或是以器形、纹饰等信息为主要研究依据,或是强调伴出陶瓷器和地层的作用,还有的以兵器、车马器为主要研究依据。因为各位学者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各异,所以在对青铜器年代的断定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本文对诸位学者的断代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梳理,希望随着考古学资料的丰富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在总结铜器特点的基础之上,建立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的较可靠的年代序列。     

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成形技术研究

吴越青铜器发展到春秋中晚期,出现了一批极富地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器表饰有细绳纹和细薄而峻深的纹饰,或在纹饰间布满细芒刺突起的棘刺纹。本工作通过对吴越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探索和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复原试验,以期揭示出这类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成形技术。实验过程是以绳索为模,在湿陶范内埋入绳索,当陶范入窑焙烧时,绳索焚烧后形成绳索状凹槽,浇注青铜液后则成为具有突起状绳纹装饰的青铜器。焚烧绳索形成纹饰,是一种在平面上形成三维纹饰的技艺,能在青铜器表面形成规整的绳纹,可能为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古代工匠铸造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一种方法。     

陕西甘泉县阎家沟墓地出土晚商青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阎家沟墓地处于关中地区与陕北地区的边界地带,文化因素较为复杂。为探究晚商时期关中地区与陕北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陕北地区青铜铸造业的发展状况,本研究首次对阎家沟墓葬出土的十二件青铜容器进行成分分析和金相组织观察,结果表明十二件青铜器中有五件为红铜材质、四件为铅砷青铜材质、两件为砷青铜材质及一件铅青铜材质,十二件青铜器均为铸造,部分青铜器铸造后经过了热处理。结合文献分析,阎家沟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无锡高铅高砷"材质不同于中原地区青铜器和北方地区青铜器。其自身的重食传统比陕北地区其他李家崖文化遗址更为突出,表明阎家沟地区在某些方面其自身文化传统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种现象具有特异性,其本质上仍是属于李家崖文化遗址中的一员。分析结果可为研究商晚时期关中地区与陕北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宁夏博物馆藏“北方系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境内分布着一种典型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文化遗存。宁夏博物馆藏“北方系青铜器”主要是在宁夏北部地区、宁夏中部地区发现、发掘和清理的青铜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其文化内涵既展示出了“北方系青铜器”的一般特点,又显现出了一定的区域特征。     

鄂尔多斯龙首镳刍论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中收录一件晚商时期的龙首匕,编号为E·220 ①.出土地点不明,传出鄂尔多斯.此后学者们对这件器物的认识基本依从本书,将其归入鄂尔多斯青铜器或者北方系青铜器,没有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本文试从现有考古资料入手,对这件器物的功用及其他问题进行研究,粗陋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斧正.     

孔雀与滇文化

云南古滇青铜化的青铜器以其精美的铸造的工艺,诡异的构思,神秘的造型及独特绚烂的民族特色和夺人的艺术魅力闻名中外,强烈凸显了中国多元青铜明的特征。青铜器上的装饰是青铜艺术的重要组成和体现。动物是中国青铜器上装饰题材的主题,     

青铜文化的核心——殷墟青铜器

青铜是铜和锡、铅等金属的合金,青铜器是用青铜合金制成的容器、武器、工具、乐器,以及装饰品等。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晚商时期,是我国青铜器铸造的一个高峰期。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精美程度上,都是举世瞩目的。它对中国同时代其他地区的青铜器造型、器物组合、纹饰,直至丧葬习俗、礼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核心所在。     

春秋中期江淮地区青铜文化对江汉地区的影响——从襄阳卸甲山出土青铜器谈起

襄阳卸甲山墓葬出土一组春秋中期青铜器,其特征与同时期楚文化青铜器不同,而类似于江淮地区青铜器。本文考察了同时期江汉地区其他地点出现的江淮地区青铜文化因素,并注意到江淮地区文化影响的输出是通过淮河上游和长江两个通道完成。江汉和江淮两个地区的文化联系,也与传世文献记载两个区域族群的交集相契合。     

安徽青阳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安徽青阳县汪村出土青铜器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文化内涵丰富。通过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可以拟定为西周晚期,其形制特征反映了皖南与宁镇、江北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汪村出土青铜器是构建皖南沿江地区西周青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     

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

本对盘龙城青铜容器提出了一些看法。章对青铜器的一些特征进行了分析,对兽面纹的演变作出了轮廓形描述,并强调了铸造工艺对于器形特征的影响,如加厚容器唇部、鼎鬲的一足对一耳的特征皆出于工艺的需要。认为盘龙城铜器已经在器形、纹饰及铸造方面存在一些与郑州青铜器不同的因素,它们为殷墟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