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冼星海在武汉

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的曲作,曾被毛泽东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不辞辛苦,辗转来到武汉,坚持以音乐为武器,号召和激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抗战歌曲,为推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不懈努力。     

武汉新洲区发现抗战初期世界红(+)字会难民证

1938年10月25日,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侵华日军占领了武汉。从此,武汉人民遭受侵略者的蹂躏长达7年之久,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武汉沦陷初期的中等教育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从武汉西撤之际,曾以湖北省联合中学名义,登报通知全市所有中学生到指定地点登记,准备组织离汉,登记处即在汉口黄陂路(今黎黄陂路)与四民街(今胜利街)交叉口处一所学校(即今黎黄陂路小学)里。当时敌寇将至,     

记武汉抗战美术宣传运动

1938年上半年,随着上海、南京的陷落,武汉成为暂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一度是中国抗战艺的中心、抗战美术的中心。全国各地大批的美术工作云集武汉,以画笔为武器,创作了形式风格多样的美术作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战美术宣传活动。     

抗战初期周恩来在山西的72天（下）

四、抗日明灯周恩来、徐向前等同志热情接待学生和群众来访,广泛宣传抗日救亡,一时间,太原成了吸引全国青年向往的明灯。坝陵桥街成成中学,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设在这里。周恩来住在距校门不远的一间教室里。中间一块白布隔成两间,里面放一张木床,就是寝室。外间是办公室,靠窗处用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考辨

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克服抗战爆发后所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困难,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笔以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而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从1939年开始的国统区通货膨胀趋势的加速,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财政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所导致的,并不是从战争一开始就确定的政策所导致。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同题。这里所说的难民．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近距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其迁移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部赣及两广等后方地区疏散。     

抗战时期卢作孚先生在武汉的日子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便鲜明地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并且身体力行。是年冬天,日寇逼近南京,卢作孚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守在这座即将弃守的危城,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最后的抢运工作,直到最后一批     

抗战初期周恩来在山西的72天

1937年7月7日,北京郊区宛平城外的日本侵略军突然向我卢沟桥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酿成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了。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这个大好局面的出现,与中共长江局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但长期以来由于有一个王明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对它的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本分两部分对它进行了再研究。第一部分是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一)长江局积极开展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寇展开气壮山河的武汉保卫战。(三)发动社会各阶层,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四)恢复、组建了中共南方党的组织,为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二部分是通过对中共内部大量资料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谓王明右倾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一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特别是王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特别是1951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党史界起着重要作用。     

日伪武汉维持会会长计国桢

计国桢,上海市人,抗战前与日商住友洋行有生意上的来往。原在汉口万年街开设针记公司,经营煤气灯及各种零件,又是新市场（民众乐园）协记公司股东,武汉沦陷前夕,迁居汉口原特三区湖南街（现南京路市二医院斜对面）。抗战前后,计国桢在汉口商界没有什么名气,只能算三等以下角色。     

武汉抗日僧众救护队

1938年5月的一天，从香烟缭绕、佛殿森严的香山寺（其址在今青少年宫）内走出了一条长长的队伍，他们个个英姿勃勃，精神抖擞，径直向大智门火车站方向进发。沿街群众夹道相送，一路鞭炮四起，锣鼓震响，掌声不息。这些僧侣并非前去比武试艺的少林和尚，也不是朝山进香而云游他方的虔诚信徒，而是为支援抗战而组成的一支特殊队伍——武汉抗日僧众救护队。     

回忆抗战初期的两件往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直逼山东省德县（今德州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遂落人日军之手。中华新闻专校及我主编的山东《工商月报》、《家庭周报》、《济南晨报》相继停办。我于9月2日只身离开济南,返回故乡河南洛阳。不久,河南省的黄河北岸及豫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日军占领。     

周恩来抗战初期在武汉的统战工作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国军民奋起抵抗。在全国人民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平、津、沪、宁等地先后沦陷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国民政府事实上的首都和抗战指挥中心。     

宋美龄与抗战初期庐山妇女谈话会

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的形势下,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出面,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妇女代表在江西庐山举行谈话会,共商发动全国妇女参与救亡工作大计。会议决定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女团体总机构,并拟订了一个《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这次集会对全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对其后妇女界参与抗日救亡工作,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抗战初期中苏情报合作内幕初探

抗战初期,苏联政府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展了军事情报合作。成立了一所中苏情报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并迅即在中国各地设立组织,开展了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中方的对苏情报合作是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负责的。因为其性质的特殊性与隐密性,这段历史一直尘封至今。对于中苏双方合作建立的这所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历史研究,也就成为空白。本根据作设法搜集到的资料,对其在1938—1939年间的活动初步进行了探索,勾画出了这段历史的一个轮廓,充分肯定了这种合作对中方抗日的价值与意义、希望引起同行的注意与进行共同研究。     

日伪武汉特别市市长张仁蠡

张仁蠡（1900～1951年）,字范卿,河北南皮人,是前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第十三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又在冀东一带先后任过10年县长,对这一段经历他很为得意。常说,做官要做县官,能够接近百姓,比当什么部长、省长好多了。他还刻了一个“十年县令”的钤记,在为人写条幅时钤用。     

回忆徐玉诺和鲁山县抗战巡回宣传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春,为了进一步做好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时任鲁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徐玉诺,东奔西走,广泛动员,特别是向开明士绅、殷商富户进行募捐,倡导并组织成立了鲁山县抗战巡回宣传团①。我当时参加了宣传团,和徐玉诺相处前后近两年。由于徐玉诺生活简朴、待人诚恳,     

抗战初期范长江在武汉

范长江(1909年——1970年)是30年代升起在中国新闻界的一颗明星.1935年7月,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深入中国西北地区作为期10个月的考察采访,行程6000余公里,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揭开了当时神秘西北的黑暗和危机,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后辑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半年内重印7次.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只身冒险进入西安,以后又到延安,得到周恩来、毛泽东接见.他所写的通讯《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和《陕北之行》,打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向国内外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曾致函赞扬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抗战初期,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有近一年的时间,战斗、工作在武汉.不尽长江滚滚来,他在这里写下了生命史上壮美的篇章.     

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我党为了继续推进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民全面抗战的实现。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和斗争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