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考——兼论秦汉月令之统一性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一语见于先秦与秦汉文献,青川秦牍、张家山汉简、悬泉置壁书等秦汉出土法律文书中也有相似规定.除道、为桥、修堤等役作重复出现在不同月份皆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目的.“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相关的律法规定虽与《礼记》、《吕氏春秋》等文献表述不同,但存在相互联系,内容上也具有统一性.这种秦汉月令的统一性可从四时物候稳定、月令制度传承和秦汉律令全国通行三方面得到解释.     

秦汉“甬道”考

秦汉时代,是交通事业取得突出进步且为后世交通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的重要阶段。秦汉帝国对于交通道路的经营为交通运输的空前发展提供了条件良好的运输线路。当时除著名的宽广通达的驰道和由关中直达北边的直道而外,又有“阁道”、“复道”、     

出土简帛文献注释商兑

本文对行前除道仪式中的“五画地”、制作药剂之“卒”法、 秦汉腊祭之期以及“土五光”等注文进行了新的考察，认为“五画地”即“午画地”，是指在地上画纵横交叉的十字形符号；“卒”应读为“焠”，是古代制作药剂的一种方法；秦汉“腊”祭之期不同，以“冬至后三戊”日为腊期是汉代特有；“土五光”即“士伍光”，是除道仪式的施行者，而非画地的行为。     

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

本文从介绍冯道其人入手 ,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 ,指出这一过程也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气节”作为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原始儒家的气节表现在忠于“道”。从秦汉到五代 ,士大夫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气节观。这种观念在宋初的延续不仅反映在当时人对冯道的评价上 ,还表现在宋初两位最受称誉的宰相———赵普和王旦 ,都被后人认为是“类冯道”。而到了北宋以后 ,法家的“忠臣”概念被纳入了儒家的“气节”范畴 ,“死事一主”的忠节几乎完全等同于气节 ,成为臧否人物的绝对标准。由此 ,不仅对冯道的评价已成定论 ,而且如何评价冯道 ,也成为士大夫是否有气节的标志之一。     

几件有铭秦汉铜器的考释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秦汉铜器,其中多见刻铭者,它们对于秦汉铜器的断代、秦汉职官和度量衡制度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现择要考释如下： 1．二十五年铜盛（缺盖）高15、口径20厘米。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收购。通体分五棱六段。每段内刻云纹,云纹间原镶嵌有绿松石等,现已基本脱落,器底有“二十五年”、“造攻”、“一升八斗”刻铭（封三,3;图一,1）。     

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

1974年底,在广州市文化局建筑工地挖土中,发现了一处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经过多次勘查研究,并报告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准进行试掘。从试掘及初步钻探的资料了解到: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船舶工场,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加工     

美阳岐阳城域考

古文献中关于秦汉时的美阳和唐代的岐阳两县记载多有分岐。本文拟就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对两城有关问题,作一考证。一、秦汉美阳县屹立在法门寺内的巍巍宝塔之上,镶有“美阳重镇”四字。考其来由,因秦汉在此设置     

秦汉“复道”考

秦汉史籍多处说到“复道”,秦始皇大治宫室,曾“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又“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西汉长安“桂宫周匝十里,内有复道,潢北渡,两至神明台”,“北宫有紫     

《秦汉税役体系之研究》评介

在秦汉经济史中有关财政、税役这一领域 ,早年日本学术界的加藤繁、宫崎市定、浜口重国、吉田虎雄、平中苓次等教授曾作过研究 ,1 993年 ,山田胜芳先生出版《秦汉财政收入之研究》。可以说 ,这是日本战国、秦汉史学界比较重视的一个领域。近年来 ,随着睡虎地秦墓竹简等新出史料的显著增加 ,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更加丰富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重近启树先生的新作《秦汉税役体系之研究》一书的出版 ,使得这一领域又添一部难得的佳作。《秦汉税役体系之研究》1 999年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 ,全书由“序章”和七章以及二个“附论”组成。序章“秦汉的…     

休屠、昆仑与《山海经》

本文从上古音韵、秦汉之际人们关于昆仑山的方位观念和有关史料,论证了《山经·西次三经》中的“堡”、《大荒南经》中的“”同为秦汉间驻留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休屠”的异写。这为最终弄清《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基本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二)

第四节经济人类学的多元性货币论的展现 佐原康夫先生的学说整合了上述“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货币问关系论”、“区域货币论”、“多元性流通经济论”、“现货货币论”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且试图开辟新的战国秦汉货币经济史研究领域。佐原先生首先整体上对以往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提出如下批评：     

大宁江长城的相关问题

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的具体走向和沿革关系（在不同地段是燕秦汉三代各自筑有长城,还是三代沿用一道长城,或是其中某两代沿用一道长城,或是某代、某两代虽新筑有长城却仍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利用前代长城）一直未有定论,其经由辽东、朝鲜的东段问题更多。 在辽西地区燕秦汉长城西段的走向基本清楚,从北至南发现王道长城遗迹,一般认为第一道长城（赤北长城）是秦长城,第二道长城（赤南长城）是燕长城,第三道长城是汉长城。尽管这三道长城也有彼此间关系如何的问题（三道长城沿线上都发现有燕秦汉遗物）,但是燕秦汉长城西段的基本线索还是清楚的。东段长城则仅有两处发现,一是在沈阳至抚顺间的浑河北岸发现20余座汉代墩台,沿续约70余里,其构造与西北、河北和辽西等地的汉长城相同①,这里暂且不论。二是在朝鲜发现一道大宁江长城。     

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的初步研讨

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的初步研讨四川钱币学会南方丝绸之路货币课题组秦汉时我国西北有一条“北方丝绸之路”,北方草原地带有一条“草原丝绸之路”,西南则有一条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到缅甸、印度并进而远达中亚的商道,被称为“蜀─—身毒（汉代称印度为身毒）道”、“川滇缅印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的。曾被流逝的岁月湮没的南方丝绸之路,如今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研究这条曾在中华民族史、国际贸易史上长期起着重要作用的古道,研究南方丝绸之路货币,对于落实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发出的重开“南、北丝绸之路”的号召,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打通与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联系,开发大西南,加快西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及对于开拓钱币研究的新路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最近,我们学会对四川境内南方丝绸之路线上的７个市、地、州和２１个县（市）银行提出调查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的要求,并组织人员沿南丝路的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了这、一带出土的大量钱币及其他资料,并作了初步研讨。（一）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初步考证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所载张窍给汉武帝的报告。公元前１２２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说：“臣     

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辩

王艳茹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四期上发表文章,从词义和内容两方面探讨了仓央嘉措情歌是“情”歌还是“道”歌的问题。从原藏文题目上看,“情”歌其实与情无缘。仓央嘉措情歌在藏文中被称为仓央嘉措古鲁,古鲁是道歌的意思,而情歌在藏语中是杂鲁。杂鲁是有规范的,是名副其实的情,而古鲁的含义是道歌,含劝诫意义的宗教道歌。     

和氏之璧与秦汉传国玉玺

和氏之璧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件无价之宝,号称“价值连城”,乃“天下所共传宝也”。而秦汉传国玉玺,更是“受命于天”,皇权之所系。这两件至宝之间有何关系呢?这二者究竟又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即秦始     

“文革”:小品“四类分子”生活记“趣”

1、从新四军到“新四类” 我在“史无前例”时,被史无前例地打成反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押回原籍,与村里原有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由此开始了我的“四类分子”生活。 第一天劳动中,几位“四类分子”老前辈,对我表示了某种欢迎和关切,我家近邻的那个地主分子对我叹惜道:“我原以为我们这些四类分子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想到还会有新的四类分子,更没想到你会当上这新四类分子。” 一个富农分子也同情地对我说:“是呀!我记得你从小当了新四军,怎么革命…     

论秦汉社会的“狂人”与“歌舞”之联系

秦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思想对中国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选的。“狂人”与“歌舞”,此两者亦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表面上看两者似乎并无太大关联,但实际上都与秦汉时代的世人精神世界有很多联系。本文试从“歌舞”与“狂”两方面来论述秦汉时代世人的精神世界,其中,时人又将个人情感与精神融入“歌舞”的艺术创作之中,并产生了独特的即兴“歌舞”的特点。     

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

章在对中国西南地区多条古驿道探索的基础上。针对西南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使用上的模糊与混乱。指出不能将这一概念等同于“蜀身毒道”,提出西南丝绸之路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大的时空涵盖性的概念,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一个纵横交错的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而且在秦汉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有不断的开拓和变迁。具有多功能的显特征。     

熊铁基著《秦汉新道家》述评

熊铁基先生著《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1年3月版) ,是近年问世的有关秦汉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已经获得学界好评,为秦汉史研究者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秦汉新道家》分列“历史篇”和“思想篇”。“历史篇”计7章:从“稷下黄老”到“家人之言”———新道家问题的提出;《文子》、《经法》及其他———黄老之学的著作;诸子“文篇俱在”与“秦圣”自谓“真人”———秦代的道教思潮;“学老子者则绌儒学”———汉初的儒道之争;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从吕不韦到诸葛亮——…     

中国历代官箴文献与传统吏道思想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反映吏道思想的官箴类文献.也占有一定的比重.由于种种原因,它未曾被充分重视,故对其研究显得薄弱.这类文献,最古者始于《尚书》,春秋战国诸子(尤其儒家经典)著作中逐渐有增多.秦汉以后直至清末,历代均有帝王儒臣,名宦学者专论或兼谈吏道思想,共出现了上百种官箴类的宝贵文献.这就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吏道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内容,提供了丰富、直接的基本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