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是古代斯巴达重要的权力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公民大会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伊始,斯巴达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但直到公元前7世纪初,它一直是贵族统治的装饰物。在这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古典时期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使得斯巴达政制成为特殊的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     

古典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

在古代和现代学者的著述中,斯巴达政体一般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本文试图发掘斯巴达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特征,指出作为城邦的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主色彩。虽然从法律上看,长老会和国王拥有相当的权威,可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地位并不显赫。监察官对国王形成了有效监督,公民大会在选举、宣战、媾和等重要问题上享有决定权。斯巴达人仍能够区别对待自己作为士兵和公民的身份。斯巴达政体200年来的稳定,也反映了公民对自己的地位相对满意。     

斯巴达的“监察官”

斯巴达监察官的源头可追溯到部落首领。这些特权人物既是国王的助手,又是贵族利益的代表,对国王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但这时的监察官与古典时期的监察官不具有可比性。它由国王任命,服从于国王,人数大致是三人,以宗教、军事职权为主。真正的监察官产生于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公元前700—前670年之间。它由所有斯巴达公民选举产生,主要代表平民的利益,一年一任。其职权由监督权、司法权、立法权、宗教权、军事权组成,但以前三者为主。     

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海军与斯巴达霸业兴衰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斯巴达是一个农业国家,步兵是斯巴达主要的武装力量,也是斯巴达霸业的军事基础。事实上,海军也是斯巴达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希腊海军发展的早期,斯巴达海军至少与希腊半岛的其他城邦不相上下。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就成为独立的军事力量,此后,斯巴达海军开始逐步落后于以雅典为代表的海上强国。但此后,在波斯的支持下斯巴达海军快速发展,取代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海军强国,斯巴达也借此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公元前4世纪前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海军发展对其霸业的影响,斯巴达对海洋及海军认识方面的目光短浅,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美塞尼亚"问题研究

美塞尼亚地区对斯巴达的历史发展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荷马时代之前,希腊历史上并没有关塞尼亚国家.在古风时期,斯巴达吞并提盖泰鸟斯山以西地区之后,美塞尼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斗争全面展开,关塞尼亚问题成为雅典的削弱、肢解斯巴达的外交工具.公元前4世纪前期,底比斯打败斯巴达,它延续了雅典的政策,最终肢解了斯巴达,建立了美塞尼亚国家.西方学者提出的先有关塞尼亚民族和美塞尼亚国家,后被斯巴达征服,最后在底比斯的帮助下复国的理论是不成立的.     

古典时代斯巴达公民人数减少的原因探析

公元前8-7世纪,斯巴达对外扩张,征服了美塞尼亚,逐步建立希洛制度,国力日益增强,随之成为全希腊的霸主。但自公元前5世纪初期开始,斯巴达公民人数日趋减少,从而对斯巴达霸权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斯巴达公民减少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即战争、自然灾害。     

军事教育与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

教育是古代斯巴达文化形象的基础.一般认为,斯巴达教育是国家控制之下的军事化教育.其实,这个观点并没有真实反映古代斯巴达教育史的整体.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兵源紧张、战争危险加剧在教育过程中加强了军事化内容;公元前4世纪后期,充当雇佣军成为斯巴达公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军事训练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化的、军事化的教育模式,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发生的改革运动中.     

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强调,雅典的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其论断与他有关"五十年时期"的记载存在严重冲突。有关斯巴达对雅典和其他城邦政策的回顾,进一步表明斯巴达对外政策的好战特征。修昔底德的论断,因区分表面借口与深层原因,得到众多学者认可,而且契合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需要,因而广为流传。修昔底德用"崛起"和"恐惧"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以及因此诞生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学理上,都更像是修昔底德为后代挖好的"陷阱",理当谨慎辨别,不宜不加批判地接受。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

伊索克拉底受到书面表达方式所面对的受众范围以及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采用"模糊话语"的修辞策略,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城邦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伊索克拉底在创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时,口头与书面两种创作方式并存,这篇演说针对雅典城邦发表,或面向全希腊传播,前者适合采取口头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更适合采取书面信息传递。若《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面向全希腊传播,伊索克拉底需采取"模糊话语"的策略,满足不同城邦受众的政治利益。他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公元前390—380年间希腊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变,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古希腊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所拥有的权威与作者自身对于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