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野的绝活·侯金镜的离世

1969年秋,人民出版社除了少数人留京继续出版毛泽东作和“两报一刊”等小册子外,近200名干群及家属被遣送到鄂南劳动改造,王子野和陈今夫妇随社里的大队人马落户咸宁干校。短短3年中,他曾尽地利之便,制作了大量简朴、淡雅的工艺美术品——竹刻笔筒,堪称干校化生活一绝。当时王子野属社里的“头号走资派”,属于“牛鬼蛇神”,被视作重点监管对象,尚未解放,被分配在十三连二排,     

“文革”期间出版工作散忆

“文革”期间我因病未能去文化部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国务院出版口需要编辑干部时，我被人民出版社的工军宣队派去工作，因之对那一时期的出版工作情况有所了解，现作为史料写出，供读者和有关同志参考。出版“大字本”大字本，顾名思义，主要特征是字大、...     

实话实说话“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中产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干部学校”。顾名思义,它应该是培养干部,供干部学习的场所。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这里,我想结合我的亲身经历谈谈情况。“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文化部有两个干校,一个在天津静海,一个就设在湖北咸宁向阳湖。我们是1969年下干校的,从到干校的第一天起,就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之中。本来,有十几个部打算在向阳湖办干校的,但他们看到这儿的情况以后,大部分改变了主意,到别的地方选点去了。只有文化部“五七”干校仍决定…     

我的“五七”干校生活片断回忆

“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1月15日,钟祥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钟祥县“五七”干校。校长是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原中共钟祥县委副书记郭贵玉。副校长是县里一位姓陈的造反派头头。随即,我被指定到干校所属三连（党、群班）当学员。从那时起到1970年8月离开,在于校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其间,我白天参加劳动锻炼,夜晚开会搞政治思想斗争。现将当时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回忆如下。     

重访文化部“五七”干校记感

一别湖北咸宁向阳湖（古称云梦泽）近三十年了。不是故乡胜似故乡,向阳湖是我梦京魂绕的地方。“文革”期间,我刚走出大学校门,便分配到被钦定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原文化部。“文革”中期,文化部系统的六千多文化人及其家属、勤杂人员等被扫地出门,赶到了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每天从事体力难以胜任的惩罚性劳动,如围湖造田、开荒种植;今时今日则又提出要“退田还湖”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正确与荒谬,如同完头上的虱子—一明摆着。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一封信,提出党政干部要学工学农,便将干部集…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1969年9月，为了“备战”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数几个人搞“样板戏”之外，终止了业务，无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也不管老弱病残，都被“全锅端”，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去围湖造田。其时，冯雪峰已67岁了，他佝偻着腰，戴着“黑帮”的帽子，同大家一起走上了“五七”道路。开始，他被安排在蔬菜组种菜，这比起围湖造田、打垒建房等重活来说，算是轻松的了。其实不尽然：翻地开畦，运肥泼粪，弯腰蹲地侍弄幼苗，对那些老弱病残者来说，也是不堪重负的。一天下来，就着床，既难躺下，也…     

赵辛初的咸宁情

中共中央原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原书记赵辛初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与咸宁农民结下了深情厚谊。笔者采访了当地农民吴世兴、刘克富等人,现将情况整理出来,以飨读者。赵部长虚心请教吴队长1969年春,原文化部部分机关干部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成立了机关连,番号为一连。全连共九十余人,连长姚屈。由于他们是第一批到的,没有房子,就住在原咸宁县汀洒区甘棠公社星火大队第七生产队上庄吴,即现在的咸宁市甘棠村七组。星火七队由安家湾、上任吴、八甲李三个自然…     

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文革”中期,文化部创办咸宁“五七”干校。六千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艺术家、翻译家、出版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及其家属下放鄂南向阳湖,经历了为期三年左右的劳动锻炼生活。我当时任黄冈军分区副政委,调来担任咸宁“五七”干校的负责人之一,对当时的情况了解一些,现就记忆所及,略述如下。于校的背景和组织情况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写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庆安县柳河率先出现一座被命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     

难以抹去的记忆——从“牛棚”到田野

1969年初．我们在“群专”的人员统统被打发到“五七”干校。大同市有两个“五七”干校．党群系统在离城6公里的同家湾猪场，叫“一干校”；政府系统在离城10多公里的奶牛场。叫“二干校”。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五七”路上向阳花

“五七”干校,顾名思义,成员应该都是成年的干部。不,这里上自80岁的老人,下至吃奶的娃娃,十足一个肝胆俱全的小社会。孩子,都是“五七”战士的子女,年龄从几个月到二十来岁不等。如果把全干校的孩子排成一行,准构成一副齐整的楼梯。他们或在下放之初随双亲举家南迁,或在一个月后响应副统师的战略疏散号令,下来投奔父母。他们的到来,给“五七”战士的生活既带来了欢愉,也增添了负累。十三连就有这样一批孩子,最小的才8个月,最大的19岁。有两个上幼儿园,几个上小学,人数最多的是初中生,约有十来个。这些祖国的花朵,小小年…     

向阳湖点滴

干校三年的辛酸，久已忘怀。1996年春，咸宁地委李城外同志热情来访，谈及旧事，仿佛向阳湖的花花草草，风风雨雨，又忽然呈现在眼前。他请我写点回忆文章，不便拂他的盛意，只好写下几页不像样的小文，聊以塞责。提起笔来，怅触万端，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区区小文，写不了许多事，姑且略去干校大事，记点干校生活中的些微点滴，以表示对咸宁、对向阳湖旧游之情。1969年国庆节前，凄风苦雨的一天，文学出版社的大队人马，奉命到天安门前集合，听候动员的命令。据说：目前形势紧急，我们将随文化部大部队疏散到湖北咸宁，…     

藏龙卧虎的干校放牛组

“文化大革命”期间,团中央被康生、江青之流认为是“修到了家”,连同它的下属单位,都被赶到了“五七”干校,脱胎换骨,劳动改造。同时,胡耀邦同志也被打成“走资派”,跟着大队人马一起来到了干校。     

侯金镜在向阳湖

提起著名文艺理论家侯金镜同志来,我就极不平静。他担任《文艺报幅住编,我们办公在文联大楼,又在同一食堂用餐,日久天长,便相识了。他朴实无华,乎易近人,既有长者的风范,又有朋友般的亲切,虽然我们无工作的往来,却好像天天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那样亲密无间。到了十年动乱年代,文联和各协会竟然成了“重灾区”,我们的大队人马都像犯了罪,通通被赶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脱胎换骨”,从此我接触地的机会就多了。我和侯金镜不在一个连队,但距住地很近,上下工能见面,在医务室看病也常见。他那时被污蔑为“走资派”和“反…     

一只叫黑子的狗

编者按：这篇文章确实是写一只狗──一只叫黑子的狗。黑子的生命时间是１９６９年秋至１９７３年秋,生存空间是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系统“五七”干校。这样,从黑子的命运遭遇中,便反映了那特殊年代的社会背景,便折射出那特定环境的人际关系。那是驱集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数千名文化人的蒙受屈辱与苦难的地方,那是人防人、人整人的野蛮横行、斯文扫地的年月。于是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庄浦明先生,便把当年的亲身经历通过充满情感的笔端,记下了这只令人感慨万分的狗,记下了在阴冷黑暗中依然火热跳动、依然向往光明的人心。     

文化部“五七”干校散记

“文革“期间,我在湖北省军区担任干部调配组长,同时还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湖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党委书记张洪的秘书。因工作关系,经常去当时由省军区代管的设在咸宁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对干校的情况有一定了解, 同在那里的诸多文化名人也有过接触和交往。现摘要回忆如下。     

田汉之子不放·萧三之子喂猪

下放1968年严冬,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含冤病逝。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他的遗物只有一副眼镜和几件衣服。临终前,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事后才通知他的儿子田大畏,而这位27岁的年轻人却吓得连骨灰都不敢去取,因为通报消息者对田汉的判词是:“罪大恶极!”尽管“文革”之初,田大畏迫于政治高压也参与过对父亲的批判,但仍被视为“田汉的孝子贤孙”而受人白眼。第二年秋天,田大畏辞别患有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母亲安娥,下放到咸宁干校,当了一名“五七”战士。     

陈白尘"探亲"·谢冰岩"放鸭"

向阳湖位于湖北省咸宁市。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原文化部在这里创办“五七”干校,6000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翻译家及家属来到这块弹丸之地,开始了为期3年左右的“劳动锻炼”。 随着岁月的流逝,向阳湖已成为历史。它成了昔日文学大师、艺术巨匠们一段抹不掉的记忆,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节笔墨凝重的篇章。     

我的“向阳湖情结”

1995年春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在新版《咸宁市志》“大事记”上读到原文化部创办向阳湖“五七”干校的记录 :“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及家属 6 0 0 0余人到该校劳动锻炼。”一种高度的敏感 ,使我立即萌生了抢救这笔文化资源、挖掘这座“文化金矿”的念头……从此 ,每逢出差进京 ,我在紧张的公务之余 ,有计划地拜望了一大批昔日下放咸宁的文化名流 ,经常是白天抽空预约 ,夜间促膝长谈。如果遇上双休日 ,甚至一天连续采访五六家 ,工作始终在快节秦、高效率地运转。返程后 ,我有空便泡图书馆和档案馆 ,查阅了“文革”期间大量的…     

郭小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成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一批是先遣队,第二批是大队人马,第三批是零星人员),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正是在这六年里,他完成了对江青一伙在文艺界的法西斯暴虐专制从盲从到怀疑、从觉醒到斗争的认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