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的党际外交思想述论

王稼祥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党际外交方面贡献突出,思想丰富,主要包括党际外交的前提条件、基础、原则和目的等重要内容。其党际外交思想对党际外交理论和国际共运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及实践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党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索。本文在梳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关于党际关系思想及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党际交往的基本经验,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紧密联系党和国家的具体实际;必须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必须始终把党的对外工作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条重要战线,坚持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需要,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树立我们党良好国际形象的根本要求。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本文考论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既定国策的层面,另一是外交运行的层面。主要利用洪武初年编辑的《祖训录》与洪武末年编辑的《皇明祖训》的相关内容,并发掘和利用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的大量实例,在对这两类史料经过仔细分析以后,认为所反映的明代初年外交实态是一致的,结论是洪武朝形成并奠定了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意味着明代帝王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存在两千多年的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选择了和平外交,回避战争,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并探讨了这一外交模式的转换,透视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提出以朝贡体系一元论解释明代外交模式的观点,应该有所修正。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党外交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政党外交观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其主要思想是:坚持独立自主,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完美结合;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与不同类型政党的关系;坚持团结的价值取向.毛泽东的政党外交观对中共政党外交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后来政党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某些失误与缺陷     

浅谈邓小平的儒学观

邓小平是对中国现代化有重大影响的伟人,他一生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并结合马克思学说对儒学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创造性的发展,包括政治层面的"人本"、经济层面的开放性和外交层面的"和"。     

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学述论

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是查尔斯·比尔德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观念及其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得出了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大陆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和外交路线,主张放弃国际主义和干涉主义,专事"国内门户开放"。源于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担忧,比尔德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大加挞伐。比尔德的外交史学开创了美国外交史学的进步主义传统。知识论层面的宏观性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激进性,是比尔德进步主义外交史学的两大特征,并赋予其纯粹学术研究之外的广泛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我们怎样走向世界——新中国外交视角与观念的演变

正新中国外交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发展。在此,笔者想谈谈七十年来中国在制订外交政策时视野与观念的变化。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可以简略划分为两大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一阶段,此后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新中国外交基本以革命为视角,外交观念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后一阶段以发展为视角,外交观念既有对前一阶段的继承,也有诸多变化。这个视角与观念的演变过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外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提出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改善和发展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妥善处理同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推动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扩大国际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推进了祖     

卷首语

<正>本辑"特邀专论"栏推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的重头文章:《安全的革命: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作者以中外档案文献,特别是中国外交解密文件为研究基础,深入考察了1960年至1965年中国援越抗美政策酝酿、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提出了新的重要论断:维护国家安全并不是或并不始终是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确立及演变的首要动力。地缘安全利益的考虑不只推动中国加强援越,也在深层次上强有力地约束着中国的政策选     

从国共党际环境的演变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共产党对国民党由敌对关系到合作抗日的酝酿时期,到国共联合建立党际环境联络机制的谈判阶段,再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党际环境日臻成熟的形成过程。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背景下对国共两党抗日态度、立场和政策的影响及关系展开思考,从国共党际环境演变的角度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

正黎虎先生,祖籍广东兴宁,1936年8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自著及主编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黎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创并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一由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使节制度、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制度与法纪等方面构成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被学界盛誉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二、开创并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和学术体系。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学术新体系将吴简与文献资料结合,推翻了长期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吏户"论;全面、系统论证了"吏民"的内涵、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所阐释的"真吏"论、"给吏"论等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官制史,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代表作有《先秦汉唐史论》(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三、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提出"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据此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依次相承的三个时代。代表作有《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     

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外交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后现代思潮中,对美国外交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从解构主义层面看,学者们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关注"认同政治"主题,深化了对美国外交之国内文化因素的研究。在后殖民理论层面,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印度学者提出的"庶民研究"方法的运用,刷新了关于美国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后现代理论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运用有着学术上的积极意义,但少数后现代论者关于美国外交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激进主张,也引发人们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事实证明,这些激进论者没有领会并贯彻后现代主义平等、宽容的人文主义精神实质。     

中国援助非洲:发展特点、作用及面临的挑战

<正>始自1956年的中国对非洲援助是中非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可以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基本上是加强外交和政治关系的驱动;后期则主要是寻求相互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与西方对非     

中国与东南亚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及其影响——兼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新的党际关系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实现了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终止了对这些共产党组织及其革命运动的援助,将共产党党际关系置于政府间关系之下,明确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发展党际关系的最高原则。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过程的最终完成,也对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政策和日后东南亚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际交流述评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开展的党际交流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和对中国革命领导能力的提高,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赢得国际地位和国际支持主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其间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对建国后开展的党际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八大以来中国城市外交研究述评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城市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城市外交在当今各国交往中的作用愈发明显,学界对城市外交研究也开始逐渐升温。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将城市外交提升到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笔者通过对国内有关城市外交研究文献的梳理,总结了中国城市外交研究兴起的背景和主要观点,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措施。     

新中国对外工业援助的初次尝试——以1955~1956年越南统一火柴厂的筹建为例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越南进入和平恢复时期。新中国将援助越南作为当时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1955年10月至次年5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项工业援外工程,越南统一火柴厂的筹建见证了这一时期中越两国的友谊,为越南国民经济的恢复注入了活力。但是,此次工业援越也显露出新中国在对外援助建设中角色定位的某些偏差和20世纪50年代轻工业行业改制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