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的《历史三调》

《历史三调》与其说是一部汉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史学理论."义和团运动"只是作者阐释其史学思考与史学理想的一个生动例证.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

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过程。大约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史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旨在调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阶段。史学理论家已经在盘点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哪些方面仅是昙花一现,哪些方面具有永久的价值。"历史记忆"(也许还有"历史叙事")就是此类具有持久意义的论题。它既是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性追求多元性的必然结果,也因其排斥语言的经验在场性而可望成为后-后现代主义阶段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彭刚教授在综合批判各种相关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口述史实践和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对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与真理和正义之间的复杂纠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作者看来,受当下关切、文化传统、社会体制、政治权力和语言驯化等因素的制约,记忆不免具有重构和诠释的特性,但也不应因此而全然否认其通向真实过往的可能性。此外,在利用记忆伸张正义和实现政治目标之间也需作谨慎的处理和把握。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参与有关历史记忆问题的讨论。     

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过去之未来:历史、记忆与历史撰述的伦理职责

本文首先分析了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特征及其兴起的原因,并对各种试图对这一转向作出修正的理论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些修正理论强调了历史中个体的经验和能动性,进而为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哲学和理论基础。记忆研究的兴起,向史学家提出了方法论、史学编纂和伦理上的新要求,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概念。而将记忆与创伤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则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事实"和"真相"等概念。如何将历史、记忆与伦理整合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史学编纂模式中,依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和存在争议的问题。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历史时间、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科泽勒克与当代史学理论

以叙事主义为主导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强调历史认识的想象性和历史表现的故事性,将历史真实性问题转化为意义之赋予和效用的问题,丰富和改变了有关历史实在的讨论方式,但同时也让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科泽勒克的史学研究实践表明,对历史时间问题的思考或许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弥补叙事主义的不足。他的史学研究以历史时间为主线,以概念考察为实例,指出历史行为主体的经验可以衔接实在与表现。科泽勒克强调历史认识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彻底的历史性和时间性,这为克服历史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提供了启示。以时间性为切入点来反思历史实在论,可能有助于弥合历史与史学、生活与思想之间的鸿沟。     

书讯

正《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陆启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20世纪的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进程。新史学"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历史人类学"也就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该书系统地回顾与梳理了20世纪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情况,作者以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基础进行讨论,对历史人     

什么是后设史学?寻找一个可以理解的研究历史之理论

后设史学是有关史学理论的理论,是对于历史思维形式与程序的反思。作者据此对历史思维的构成因素和原则进行了反思和论述。历史思维大体包括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这样两个遵循不同逻辑的方面或过程,前者旨在获致坚实有效的实证知识,后者旨在将历史知识转化为叙事。这个历史思维过程又包含认知、政治和审美等三个维度。作者探究并阐明了历史思维的两个过程和三个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征稿启事

正中国历史研究院拟于2021年8月下旬在吉林长春主办第三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现面向全国学界征文。主题: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历史理论构建议题:1.树立正确党史观与"四史"研究;2.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3.新时代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构建;4.新时代历史思潮辨析;5.新时代历史研究中重大理论问题探讨;6.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7.国际史学理论发展新趋向。请结合主题议题和自身研究领域自拟题目。论文要求未公开发表,保证原创,遵守学术规范。参照《历史研究》注释规范;文末附作者信息(姓名、单位、职称职务、手机号、研究领域)。请于2021年7月31日前将论文word文档发送至SXLL2021@163.com,文件名和邮件主题标为"姓名+论文题目"。     

我从“文革”桎梏中向外蠕动的三篇文章——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一

作者20世纪70年代末的三篇文章,在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年代,起到了引领学术开风气的作用。《打碎枷锁解放史学》一文,为清算所谓的"史学革命"尽了力量;《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一文,对当时最为敏感的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问题提出质疑,可以看做是作者从教条主义束缚中向外蠕动出来的标志;《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一文的作用在于:一是把秦始皇还给了历史,使其成为自由认识的对象,突破了领袖人物对秦始皇的评价;二是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对重新认识和评价最高政治权威产生了影响。     

“第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会议综述

<正>"第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于2009年12月12-13日在天津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天津市历史学学会所承办。论坛以"历史记忆与失忆:价值选择与史学功能"为主题,旨在关注史学研究中具有学科影响的宏观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问题,以此来为历史学的学科发展提供理论性的思考与     

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

特伦斯·兰杰是当代著名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科奠基人之一。兰杰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史。20世纪60至70年代中期,兰杰所创立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重要流派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他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推动非洲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兰杰对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发展遭遇挫折的历史根源做出深刻反思。兰杰的非洲史研究生涯,恰恰折射出非洲史学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译《东方学》)一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分析西方与广义上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一书提出的"东方主义"、"他者"、"殖民话语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史学的理论基础,在批判西方史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消除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史学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歪曲和误释,进而再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期圆桌会议特约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反思《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价值。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近二十年德国史学史研究之新气象

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气象。首先,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促使研究者关注史学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人际网络。其次,史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形成过程。再次,对"学术"、"专业"等概念重新加以理解的学科史路径导致了对公众史学、史学机构之结构要素和制度要素的研究。最后,对史学研究之现实性的重视将目光导向了史学与政治、与民族国家、与出版业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晚近的德国史学史进行了多元化的批判反思,力求生动地呈现历史学家日常的研究活动,社会化地分析史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清晰地勾勒历史学的组织结构,并且更加清醒地认识史学专业的现实处境。     

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求真的内在张力——以《史记》的叙事为中心

历史叙事研究成为当下中西学界历史学中的显学,也是当前后现代史学理论中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现代历史认识理论认为,史学内容的客观性与其表述的主观性之间产生的张力为史实、史义和史文的生成提供了充足空间,而史学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展开历史叙事的。自史学产生以来,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把求真作为史学的基本原则和自己的学术责任,把以"善"和"美"为指归的历史事实的建构和解喻作为史学实践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即在力求充分展现历史真实的同时,竭力建构自己的道德世界,展现自己的审美情境,体现出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真"的理性诉求及其影响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力量。     

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区域社会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著作所探索的区域社会史,由于不仅包含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区分的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强调"走向历史现场",倡导"整体史"和"结构过程史"的史学理念,因此对于质疑、重新思考甚至颠覆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历史叙述框架以及历史阐释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称做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区域社会史的革命"。     

在解构与重建之间——艾伦·蒙斯洛的史学理论与实践

作为时任《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二十年的主编,艾伦·蒙斯洛在海登·怀特和凯斯·詹金斯等人思想的影响之下,于20世纪80-90年代转向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他一方面质疑传统史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指出重构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提出其解构论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他并不否认过去的客观性,试图运用后认识论的方式重新接触过去,以期重建当下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从蒙斯洛解构史学的发展脉络观察,他以“作为历史的过去”“永恒的当下”与“作者-历史学家”为当代史学理论的话语建设提供了某些实验性的新路径,这也体现在其史学实践之中。     

史学与政治——美国“共识”史学初探

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但人们往往从史学应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的角度出发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未免有些简单化。事实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涉及了史学理论的诸多问题。本文围绕“共识”史学探讨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探讨史学理论中有关主观性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预设了政治前提,其研究的对象也是在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史学与政治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自觉的认识,才会有利于我们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