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初探

北洋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文官考试令>基础上,几经修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官考试制度.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于北洋政府文官考试法规与制度,甚少关注其实践过程.就文官考试内容而言,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取代了八股经文,故参加考试的考生多为饱蘸新学之人.但因近代学堂对新式人才的批量生产,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导致文官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后的考生虽大多能得到实习安排,但期满后却难被委以实职,这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     

清代月选掣签制度考论

明代吏部尚书孙丕扬行掣签授官之法,用于官员铨选之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吏部铨选制度的不足。清代在文官月选中沿袭掣签授官,并成为定制,掣签的时间、地点、对象与明代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且为了防弊,增加了监察官员监掣、九卿验看、皇帝引见等一系列措施。为了能使人地相宜,清代又制定题补等其他选任方式,以补掣签授官之不足。掣签授官制度虽保证吏部掌握部分中下级外官选任的权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选官的公平,但却与量才授官、人地相宜的用人原则存在本质矛盾。     

略谈宋代的“堂除”

宋代的文官选任,除两府至侍从官等高级臣僚由皇帝指定外,主要经由两类部门负责。一是由中书门下(政事堂)负责的“堂除”,一是由吏部经办的“部注”。后者负责处于官僚队伍中下层的大批常调官员,实际上包括吏部尚书左选(原审官院)与侍郎左选(原流内铨)两层等级。元裙元年(1086年)吕陶的一段话,大体上概括了这种情况:朝廷差除之法大别有三: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悉禀至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自卿监而下及已经进擢或寄禄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预也;自朝议大夫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此中书不可侵     

民国文官制度的独特创制

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国家官员。科举制度废除后,孙中山主张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中,由国家设置考试院,主管文官的选拔、任用和考绩。这一创新的理论实践于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开始运作和完善,其中的特种考试和检定考试是我国的独特创制。文官的任用、考绩、升调、奖惩、抚恤等制度称作文官"铨叙"制度,与文官考试制度相辅相成。文官"铨叙"制度最为规范,也是我国的独特创制。     

科举制度及其废除百年后的反思

科举制度是盛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科举以其相对开放和公正的考试取才的方式,突破了古代宗法制度对人才选拔的垄断,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科举开世界职业文官治理之先河,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进入近代,科举制度与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程式化,促使其走向极端封闭与衰亡。这些合理内涵后来为西方所引进,融合进入它们的文官考试制度之中,成为西方官员任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前期文官选任制度之演变

关于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目前学界大都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所载清后期的情况作静态的概述,鲜有对制度在前期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考察。按照选任方式的不同,清代文官可分为两大群体:中央京堂以上、地方布按以上高级官员和京官司员以下、外官道府以下中下级官员,二者在选任制度上的变化明显不同。高级官员选任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会推和论俸推升制度改为开列具题,结合特简授官,皇帝牢牢控制这部分官员的选任。中下级官员选任制度的演变,集中体现在从月选中分出以题缺为主要内容的留选制度,使中下级官员中的要缺,转由各部院长官和地方督抚于属员中拣选有才能者就近补授,具有一定的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的改变都分割了吏部的选官权力,并对清代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演变

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始于东印度公司。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为英国本土实行文官考试制度创造了舆论。克里米亚战争为文官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1855年以英国枢密院令的形式颁布了文官制度。1868年,格莱斯顿内阁执政后,继续推行改革,力争实现公开竞争考试。后来又相继通过枢密院令推进文官制度。一战影响了文官制度改革,促进文官考试制度的灵活化。二战期间随着国家事务的迅速扩张,文官考试制度更加重视考查实践能力。二战后,公务员规模急剧扩大和勃兴的科技革命,促进了1969年的富尔顿改革,力主打破通才的垄断,更加重视专业人员,在思想观念上为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政府公报》、《申报》等所见民国县知事录用与管理资料

民国初年,构建共和政体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创构现代文官制度.从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拟定《文官考试令》、《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法官考试令》等开始,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颁布了近三百件有关文官制度的法律法规,初步构筑起了一个涉及文官考录、甄用、官等、任用、薪酬、惩戒、保障等诸多方面内容的法律体系.     

唐代吏部科目选

唐代吏部铨选中有“常选”和“科目选”二种类型。所谓常选,就是进士等举人及第获出身后还必须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才能获职事官;已有官者罢官满选后也必须赴吏部考试始能继续作官。这种考试常年举行(一般是年年举行,例外时三年一次),所以叫吏部常选。而科目选则不同。科目选依科目而定,唐初并未设置,它在选人对象、得官优劣等方面与常选均不相同。鉴于专门论述科目选的文章不多,故本文拟     

科举制度的产生和考试程序的发展

科举制度建立于隋朝,《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奠定。秦汉以来,选拔官吏制度主要采取“举贤良方正”或“举贤良文学”。即由皇帝以“对策”的方法决定任用与否,应举者表现特殊优秀,即授予官职。这是最早考试取士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施行“九品官人法”,指定负责察访本地人物的专职,从地主阶级中选任官员。公元220年,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规定州设大中正,群国设中正,将本地人物评定为九品,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叫做“九品中正”制。吏部所任官吏,     

汪伪文官考试制度述略

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制度不同于古代的科举制,它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考试权独立学说为理论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名称和蒋介石政权的名称一样,亦称国民政府,以下对蒋介石政权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标谤实施孙中山先生遗教,设立了考试院,制定颁布了《考试法》,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自1931年始,多次举行文官考试.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

有清一代．官吏的检选和除授例归中央,为吏部之责,然而,总督与巡抚作为地方一级的最高长官亦参予铨政。他们以保举和题补的形式,向朝廷荐举人才,升调属吏。因而,清代的地方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督抚选用的。这是清代文官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特征。督抚管辖的属吏,除落桌二司外,主要为道府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即从正四品至未入流,除道员而外,他们分别隶属府、州、县三级衙门中,由正印官、佐贰官和教职人员组成。有人作过统计,清代官员的总数,“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颂督抚所辖的地方官约占60％…     

现代性及其限度：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平议

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其现代性主要体现为法制化程度的提高,平等性和开放性的增强,考试权的独立和考试内容的现代化.但是对经义考试的保留,对传统科举制考试程序的模仿,考试与任用的脱节,党治和军治色彩的存在,个人因素的干扰,派系势力的抗拒等,又使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现代性受到极大限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士林华选:唐代博学宏词科研究

唐代吏部宏词科考诗、赋和议论等"三篇",与进士科试诗、赋、策论的内容和评判标准十分相似,以致此科及第者几乎均为进士科出身。宏词科考官主要由吏部官员主导,皇帝临时选任尚书省其他五部侍郎、郎中、员外郎与吏部侍郎等同考,考官多为进士及第者。唐代宏词科设置之初是吏部为了解决"格限未至"的才能之士迁转问题,后来变为及第进士赖以解决释褐问题的最重要科目。唐后期宏词科考试为"士林华选",从及第进士中"优中选优",释褐校书正字、畿望县尉、两府参军等基层官中的清要官职,或入幕使府,重点培养,"以备将相之任"。其中释褐校书郎者最多,入幕使府者其次,释褐畿县尉最为清显;而释褐人数最少的两府参军者入相率却最高,释褐畿县尉者次之。唐后期及第进士再登宏词科者,其释褐官的品秩高低和职望清浊,往往决定其能否入仕清望官,与其问鼎相位的几率成正比。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在元丰改制后分为经筵官、修史官、诸阁学士、六部、临时性礼仪官、两制官、门下省、地方官、东宫官、中书门下附属官、九寺五监门、三省附属官等,其中以经筵官与修史官为主,各自又分别以侍读与(同)修国史、(同)实录院修撰为主;其他兼官虽然数量不多,但各个门类还是呈现出一定特点。以地域考察,吏部尚书兼官主要集中在京师。许多兼官往往不能单独作为官职出现,因此对吏部尚书本职工作影响不大。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兼官大量出现,由有能力而又能够把相应职务做好的官员来兼任该职务,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进步。     

近代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及其得失

近代中国在官员选任制度上，借鉴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参酌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经历了一个官吏管理制度近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科举取士制公开招考，公平竞争的基本精神，制约有力的管理体系，文官考选制强化对官员选任制度的法律保障，实行考试录用官员以及根据国家建设和履行职责需要确定考试内容、方式等，为今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同时，这些制度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使它们被自我否定或无法实际实行，也给我们以警示。     

张之洞与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

军事教育体制改革是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张之洞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极力主张废除传统的武科举制度，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学堂教育体系，并积极派遣军事留学生和出国军事考察人员，以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近代军事人才培养体制。这些举措为张之洞在湖北的新军建设提供了大量急需的近代军事人才，并因此而开启了晚清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进程。     

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

明代文官荫叙制度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定而未行,明初文官荫叙皆属特恩。明中叶后,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入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与前代相比较,不仅缩小了文官的荫叙范围,而且把荫叙与官员考核相结合,把承荫者纳入国子监教育入仕的轨道,从而有效地弱化了传统荫叙制度的消极影响,在激励官员忠于职守和提高荫叙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科举制选官的利和弊

唐代时科举制选官,除了五品以上的高官由皇帝任命外,一般六品以下的官员皆由吏部按照规定选补。凡经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具有资格的人,均须到京师长安听候铨选。候选者按铨选标准经过考核,优者授职迁官,劣者停职滞留。铨选标准有四,或称“四才”:“一曰身,体貌丰伟;二     

北京政府时期文官考试与任用制度评析

北京政府的文官选拔与任用制度,脱胎于孙中山的文官管理思想,成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官(公务员)制度形成的伊始,对其后南京政府时期公务员管理体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等三个方面切入,通过对北京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与作用的探讨,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务员管理制度初成时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