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县的“清乡”与反“清乡”

上海郊县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开始,日伪在上海郊县进行了三期所谓的“清乡”运动,给抗日游击武装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巨大困难。在中共浙东区委领导下,以浦东支队（淞沪支队）为主力,在浦江两岸坚持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在粉碎敌“清乡”计划的同时,逐步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并适时转入战略反攻,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了力量、创造了条件。     

寒假:请儿子代理“一把手”

说起儿子放假期间在家“主政”的事情,还得从去年放寒假时说起。别看正在读初二的儿子在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然而,在家里和为数众多的独生子女一样,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家里的大事小情几乎没有操过什么心。在去年放寒     

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

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四好”、“五好”运动始末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这场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它对人民解放军建设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后来又为什么停止了,这些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革新与困境：17世纪英国的反决斗运动

17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时期,作为封建文化的决斗与资本主义新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英国政府、教会和社会精英都与之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在17世纪先后掀起了两次反决斗运动。这两次革新运动的性质虽有差别,但都不能扫除英国封建文化残余——私人决斗。这种困境阻碍了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与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5月20日,在戒备森严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爆发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迅速波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3天后,新华社发表时评,指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可以与之相比,而“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     

中央苏区红军四次反“围剿”斗争

从1930年11月起．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0万军力基础上递增到40万人,对中央苏区连续发起了4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以非凡的韬略和英明决策,领导苏区军民英勇奋战,接连4次克敌取胜,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迹。这4次反“围剿”战争,若有一次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岌岌可危,难以存在,每一次反“围剿”都是...     

战时金融的困境与应对:1942年“四行专业化”述论

1942年前后,国统区金融面临着新困境。英美封存资金带来的金融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带来的军事转机和美国5亿美元贷款带来的信心,交织催生了应对金融困境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国民政府出台了四行专业化决策,以统一发钞权为关键举措,明确各国有银行的专业范围,提升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权,意图应对金融困境。四行专业化在金融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调整是成功的,然而囿于战局发展、金融领域的人事沟通不畅、监督制度不足和5亿美援错失良机等,解决困境的实际成效不如预期。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借助四行专业化掌控四行,实现统制金融与军事、政治的紧密结合,透视出近代金融与政治、军事力量在实际利益层面的复杂关联。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毛泽东同志受王明路线排挤而离开了红军的情况下,由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的。他们指挥红军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四、五十万大军作战,吸取了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首创我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枝,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后来称赞这次战争是一次“大胜仗”;他一九三六年在延安还对     

我所经历的反“五风”运动——记漯河商桥的反“五风”

1960年6月,郾城县与漯河市（县级）合并,我在团市委任副职。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市委第一书记于庆义。在市委礼堂传达省委禹县（今禹州市）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布置反“五风”工作（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简称“五风”）。     

克莱夫·贝尔艺术本质论的双重困境

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在美学上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一理论却存在着循环论证与脱离社会实践的双重理论困境,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此进行简要的批判分析。     

反“反相对主义”

本文作者Clifford Geertz为当今美国首席文化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自1970年起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人类学教授迄今。吉氏1926年生于旧金山,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自50年代起曾多次前往印度尼西亚和北非从事田野考察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化的解释》(1973年),《爪哇的宗教》(1960年),《巴里人的时间和行为》(1966年),《伊斯兰的观察》(1968年),以及《人类学家作为作家》(1988年)。 吉尔兹自述道:“我的文化观是符号学的,人陷入意谓的网络中。文化即人类自织之网。对其所做的分析不是为了寻找法则,而是去解释其社会表现的意义。”(《文化的解释》)。自70年代以来吉氏逐渐成为美国当代文化解释学的重镇之一,并代表了今日在美国极为发达的文化理论的研究方向。 本文为作者1983年在全美人类学年会上所做的“杰出人类学家讲演”,全文首次刊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1984年6月号。中译文根据收入此文的《相对主义:解释和论争》文集(1989年由M·克劳兹编选)译出。本文主题针对当代思想世界中最高理智激发性和最易引起争议的人类知识相对性问题,其风格是对诸相关问题本身的构成进行分析,因而广泛涉及到当代文理知识的各个领域。演讲在大会上获得热烈反响,文章发表以后评议不绝迄今     

上海“四明公所”抗法事件始末

（编者按）宁波浪护同乡会是在原上海四明公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上海滩久负盛名。在上个世纪,旅沪宁波人为了反抗法国殖民者的统治军压迫,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抗法事件。遮盖了一百多年的血案。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政府同英国殖民主义者签订了芬河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3年上海正式对外开埠。于是,世界各国殖民主义者蜂拥而入,在上海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法国殖民主义者制造的两次四明公所血案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当时,在上海的清朝官员软弱无能,妥协求和;而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在当地民…     

亲历上海工厂“四清”运动(下)

正思想与组织建设上海滚动轴承厂和七一拖拉机厂的主要领导干部,大多是从部队复员、转业来的,工作队一进厂就在工人、干部中反复背对背地摸底,但没有发现他们有政治、经济、腐化堕落等问题。只有如下反映:深入群众不够,联系群众不够,革命干劲不足,创新精神不足,官僚主义等等。没有一个被认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亲历上海工厂“四清”运动(上)

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上海全面铺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源社会主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教育方针,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末期就提了出来。根据毛泽东的社会革命阶段论理论,中国在1949年以前是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包括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以后,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从经济上来说,改造民族资产阶级,1956年通过公私合营、赎买政策,     

1948年上海学生“反美扶日”运动

<正>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曾说过:\"学生运动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潮汐表\"。1948年中国\"反美扶日\"运动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并由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全国性群众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上海的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他们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不但坚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战后复兴,而且同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反动行径进行了英勇斗争,充分展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崇高爱国精神。     

蒋经国日记披露的1948年上海“打虎”运动

1948年8月,蒋经国挟"太子"之威,在上海领导"打虎"运动,严厉地惩治腐败,限制物价暴涨,遭到各种势力,包括宋子文、孔祥熙等大官僚买办以及杜月笙等大黑帮的强力反抗,结果铩羽而归。近几年公开的蒋经国当年的日记中,以第一手资料披露了他在上海"打虎"的始末,并表达了他矛盾、彷徨、无奈与怅惘的心态……     

“运动”中的人世情

我1964年大学毕业时22岁,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选我当了《尽朝晖》这个组织的头儿。1967年中直机关成立革筹小组,李英儒同志是戏剧口的负责人,他物色了十余位年轻人,成立了戏剧口革筹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