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国初礼俗的隐匿与文饰——以会典为中心

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极为重视保存满洲礼俗,视其为维持统治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限于自身的文化劣势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在入关后全面继承明朝礼制,继而以历代"礼统"的继承者自居.这两种矛盾的政治心态统合到礼政上来,就是实现满汉礼制在汉礼框架下的整合.因此,清朝在纂修会典等典籍时,并没有如实记载曾经以及现行的满洲礼俗,而是秉持汉礼的标准,对国初的满洲礼俗进行隐匿与文饰,以重塑帝国初始的礼制形象,消弭华夷差异,最终为政治统治服务.     

东周王畿铜器墓用鼎状况考察

小依次递减或基本相等的列鼎制 27,到 70年代以来正鼎、陪鼎的区分28,以及对用鼎制度的不同看法等 ,均引起普遍重视 ,目前在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时 ,多数研究者以列鼎制来划分墓主的身份等级。即依据《仪礼》、《礼记》的记载 ,天子和东周国君用九鼎 ,卿、上大夫用七鼎 ,下大夫用五鼎 ,士用三鼎或一鼎。并以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等为周代的礼制。前述洛阳 2 0余座东周铜器墓的研究报告多以上述之礼制来判定墓主身份的。如一～三鼎墓为士 ,五鼎墓为下大夫 ,七鼎为卿或上大夫等。前述的 2 6座铜器墓中 ,三鼎以上墓有 7座 ,其…     

明兵部尚书张翀及其母亲墓研究

张翀为明代柳州人,"柳州八贤"之一,曾任刑部侍郎,死后赠兵部尚书衔。本文对张翀墓、张翀母亲李氏墓丧葬礼制、墓志铭、石刻进行研究,全面揭示明代高级官吏及其家属丧葬问题。     

殷墟卜辞中的礼

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大型的政治军事行动称为大作,殷墟卜辞中有"令尹作大田"的记载,大田指大田礼。无名组卜辞中有"作礼庸",礼庸指常礼。商代礼制中有"旧礼"和"新礼"区分,合于先秦思想家所说的损益之道。     

太原金胜村赵简子墓所见春秋晚期礼制变革

本文通过对太原金胜村赵简子墓随葬器物的考察,此勘先秦文献中的相关史实,得出春秋晚期各项礼制均已发生变化,赵简子墓葬之规格符合其“卿”身份的结论。说明在赵简子时赵氏势力虽然蒸蒸日上,但仍处于蓄势时期,遵守礼制是赵氏在残酷的政治氛围中必须做出的一种姿态。     

浅谈新石器时代玉琮

周代是中国古代礼制最兴盛的时期,衣食住行有着严格的礼制约束,出现了一系列的礼玉型器。《周礼·春官·大宗伯》有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六器指的就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这六种专为礼拜神灵用的玉器。郑玄对礼制玉器也有注解：＂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     

东汉至北朝的墓葬石堂研究——兼论"宁懋石室"的形制与性质

墓葬石堂经历东汉至北朝由地上转向地下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由墓上祭祀之礼的支撑载体,发展为兼具墓内祭祀意义的石质葬具,并逐渐成为礼制与观念的物质表达。本文综合梳理自东汉至北朝墓葬石堂的考古学材料,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指出墓葬石堂的演变趋势,并由此对"宁懋石室"的形制与性质给予判断。     

试论孔子礼制思想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的思想一直是我国社会规范建设、国家政治制度调整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孔子的“礼制”思想不仅对当时社会的和谐稳定起了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具有准法律的作用.就是在法律日益完善的现代社会,孔子的礼制思想仍然对现代社会和谐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深入探究孔子的“礼”制思...     

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礼”对《唐律疏议》中夫妻关系法律规范影响

"一准乎礼",是唐律的一大特点。唐律在规定夫妻关系时也受到了"礼"的影响,可以说贯穿夫妻关系的始终,使"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从夫"等礼制思想走向法制化,或者说礼、法合一化。     

中国历代玉璧形制举例

玉璧是古代礼制活动中使用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活动。礼仪中所用的一切玉器称为玉礼器,而其中的璧、琮、圭、璋、璜、琥这六种玉器,称之为"六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     

制度、经典和观念——清代礼学考证方法举例及其局限

<正>一、制度和观念之间——礼典的性质《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礼制构建是一个历时化过程,社会形态、国家权力、风俗人心的改变都会促成礼制的因革。《礼器》又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     

砂石器与平首石圭——兼论商周之际石质丧葬礼器的变革

晚商和西周墓葬中出土的窄长条形或梯形砂石器是专门用于丧葬的石质礼器,应定名为平首石圭。平首石圭仅见于晚商和西周时期受商文化影响较重族群的墓葬,是商式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平首石圭与石璋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平首石圭多出现于女性墓,而石璋多见于男性墓,同一墓地两类器物的墓葬分群分布,可能与不同家族对石质礼器的选择有关。平首石圭同其他商文化因素器物共同消失于西周中晚期,或为西周时期礼制变革的结果。     

西周后妃无与政事说考论

先秦两汉时期在父权宗法社会的妇女无与政事礼制影响下,早期典籍成书时就确立了周代后妃为妇礼之楷模的编纂思想。受此影响,西周王后长期以来被视为仅是服御周王生活的宫壹角色,而阻隔于国家政治事务之外。相关文献彝铭记录表明,妇女无与政事礼制的形成在周代有着历史过程,不惟西周后妃与政的记录在青铜彝铭中习见,且相关记录揭示其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有管理王室经济财用的常职,此或为其活跃于国家事务和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制度缘由。     

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的礼制规范的形成——以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为切入点

孔子曾评说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后世学者将其理解为春秋社会的全然失序,我们认为这一理解有失偏颇。春秋时期的各级贵族在“礼制”上只是顺次对其上一级贵族实行了反动,僭越了上一级贵族的礼制,并将之习惯化,最终将其固定下来,从而形成新的社会规范。本文依据典籍文献,结合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考古资料,以春秋晚期乐悬制度的变化为切入点,论证了这一观点。     

从敬神恤民到敛财虐民——解说明代的新官到任

明初,朱元璋御制《到任须知》,为到任新官提供指南.随后,明廷又将新官到任、复任加以礼制化,包括城外斋戒、入城谒神、望阙谢恩、僚属参见、宴飨父老等环节,旨在敬神恤民.国家层面的礼仪下贯到地方社会后,遭遇世俗化的革易,诸如缩短斋期、铺设银器、聚众看戏等,并由于私人权力的腐蚀而变形,以至于国家礼制的规定沦为敛财虐民的工具.     

明代文官丧葬公文与丧礼制度建设

明代文官死后,国家举行官方祭奠、修坟、安葬活动,为官员构建死后的荣耀,彰显国家褒奖臣下之意。此项举措的落实,有赖于丧葬公文在各级政府间的传递与具体执行。丧葬公文既是政府行政文书,又是礼文化的承载体,研究其内容及运作,可以直观感受明代由国家主导的丧葬礼制建设,以及国家如何在丧葬层面完成礼仪与行政的有机结合。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蒙冲突与祭礼之变

明、蒙长期的民族冲突 ,使丧失军事优势的明朝产生了危机感 ,进而影响到明朝国家祭礼的变化。礼祀岳飞、宗泽等宋代将相 ,是为了唤起忠义 ,抗敌报国 ;恢复明初停祀的武成王旨在“武教有所兴起” ;罢祀历代帝王庙中的元世祖君臣和孔庙中元代名儒吴澄 ,是“华夷之辨”思潮下明人仇视蒙元风气的直接反应。     

再释“且埶”

淅川和尚岭楚墓出土的铜器铭文"且埶"二字,以周代铭文表达之惯例,"且"字应表示祖先之"祖","埶"字应表"设"。此器应是墓主灵魂所凭依之物,楚、曾等国称之为"祖埶",依传统的礼俗则可称作"祖坐"或"神坐",若以"三礼"所载,其应是死者之子为其所设灵魂依凭的"重",或称"祖重"。在举行丧葬礼仪时,"祖埶"代表死者接受祭奠,最后随棺柩一起葬入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