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正>环境史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了解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透过时间纵深查问病根病史,为理性认识和妥善应对生态危机提供历史借鉴;其根本任务则是揭示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影响、彼此因应和协同演变的历史过程、机制和规律,探寻合理、永续的“生生之道”。中国环境史研究致力于论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自然根基,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和内生动力,并为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目前其理论方法尚未成熟,实证研究仍多空缺,     

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

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吴景平外债问题,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业已出版的有关著作中,无论是带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史》①、《中华民国史》（多卷本）②,还是有关经济、财政、外交、社会等专史类著作,对外债问题均有专门的...     

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 2 0世纪 3 0年代。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主要是由于 :(一 )新材料的发现 ,包括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及海外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求 ,特别是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 ,直接改变了学者关于近代史的观念 ,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二 )史学新思想、新方法的输入 ,可以说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就是新史料运用新史学的实践的结果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步史观的输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叙事模式”的确立 ;二是重视史法的倾向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编撰模式的转变 ;三是普遍史的倾向导致了中国近代史内容的更新     

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

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史原则、撰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从博物馆藏品看中国“近代”史

本期各个栏目的文章,除《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一文外,均选自本刊编辑部去年10月组织召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学术会议论文。召开这次学术会议的目的,在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丰富成果和经验教训,评估现状,探讨今后的可能发展方向,因此,观点的开放多元、讨论的异见纷呈成为会议的特色。这一点,读者或许可以从本期发表的各篇文章中感受到。我们相信,严肃认真、宽容平和、建设性的学术讨论是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学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我们希望,这样生动活泼的讨论,不仅出现于学术会议的场合,而且更多地贯穿于日常的学术活动中。     

关于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的新思考

<正>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1897—1914年德意志帝国对青岛的殖民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致使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兴趣长久不衰,论文、专著层出不穷。这些论著有的从总体上对中德关系的长时段发展进行概括叙述,有的截取某一时期进行阶段考察或针对某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无论怎样,他们都对自己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阐述了一系列思想观点,丰富了人们对中德关系史的了解和认识。但从"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论著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亟须予以修正和补充。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初考

总结和编撰前代历史,作为当代统治的史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到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至面临瓜分的危险。一些爱国学者,为了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挽救危亡,振兴中华,往往利用一些国家被瓜分、灭亡的历史,作为宣传题材。“亡国史鉴”,成了中国近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年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史:何为“地方”与如何写“史”——关于地方史编纂的几点思考

地方史编纂有着重要意义,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后,部分地区已计划启动该项工作,但相关理论基础和编纂规范却相对滞后。以往地方志编纂的经验并不能完全借鉴,地方史编纂需要创新与突破。对象范围上,要尊重历史逻辑,将对象"方域"置于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历史评价方面,应重新审视"众手成书"的模式;同时要寻求国家意识和乡土认知的统一,编纂过程中要考虑"志""史"的区别与联系,采取时间为干、大事要事为枝、细节为叶的体式。必须提升地方志工作机构编纂地方史的权威性,还要转换思维,重视普通群众的历史。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关于边疆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正>关于海疆与陆疆界定的问题。首先,应看到中国的海疆与陆疆的形成,均位于治边传统的主体框架内,脱离对中原王朝治边传统(包括治边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历史上海疆与陆疆的形成和界定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研究海疆与陆疆的界定问题,不能离开大的时代背景和治边方面的基本理论,如果没有搞清楚中原王朝在治边方面的边疆观、治边观、治边思想和政策,就很难看出中国     

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生态环境史研究日渐成为国际史坛之大宗。在我国,由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不断推展,环境史研究亦颇呈显学之势,成果颇丰,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本刊向来支持、倡导环境史研究,以借鉴历史经验,推进跨学科研究,增进对人与自然关系之认识,用学术的方式促进人类之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的环境史研究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此,本刊刊发一组笔谈,以供读者参考。     

对我国拉美史研究现状与问题的若干思考

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这种反思不但是一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和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是该学科的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表现。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却明显地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有的拉美史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兴?这些不仅仅是这门年轻的学科本身所必须思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刊特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主持了本期“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笔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就上述问题各自阐述了其真知灼见,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这组文章能否对改变目前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状况有所裨益,我们将俟诸读者的评析。     

修城“不积极”——明代筑城史的重要一面

从湖广等地的情况来看,有明一代,偏安之地城池迟迟未建、安定时期任其圮坏等"不修城"的情形颇为常见。官民财力匮乏、不利的地形环境、官员因循苟且、舆论习于将修城视为劳民伤财等不利条件限制之下,各地官民修城消极懈怠的状况相当普遍,近乎世风。这种始终无法消除的消极因素对明代的筑城政策及其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明前期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以示体恤民情,以免招致民怨;明廷对各地修城频频申令、施压,但收效欠佳;各地往往迫于"寇盗"威胁及上司督责的压力才兴工修城,而前者的作用尤为突出。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促成了各地广修城池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切合史实,一些流行已久的相关认识亦有修正、澄清的必要。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

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注重定性的基础上,日渐重视量化,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两个战场抗战的战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中国抗战的人口与财产损失(包括侵华日军暴行以及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延误等)。量化研究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广泛运用,使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过也要注意到,由于研究者立场不同,处理史料的方法有异,此外,或多或少由于受民族集体记忆的影响,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计量方法上的不当或随意性问题。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近十年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十年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在研究领域扩大的同时,在取向与方法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度史不仅成为研究的内容,也成为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在制度变迁及其特征、制度生成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创新。本文在总结近十年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从三个层次拓展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的建议,并就近代政治制度史的评价标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监督制约的若干思考

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制约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关键环节。当前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主要表现在权力分配、制度建设和个人素质等方面。建立健全对党政“一把手”监督制约体系应着力加强自我监督、强化上级监督、规范同级监督、健全党员群众监督、突出经济监督、实施联合监督。     

关于开展中国近代交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人类生活空间的大小,决定着其能否跨越地理空间及自然条件约束进行生活、生产、文化等诸种交流。此种空间与条件约束着人类获得各种生活资源的能力,影响着其视野的拓展、知识的丰富性甚至想象力的丰富程度,这也是约束人类相识相知、构建人类共同体的关键所在。而拓展空间的关键所在,一是借助于交通工具"压缩"空间距离展开交流,二是借助于通讯手段进行信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