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1958年历史学大跃进

1958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开展,历史学大跃进兴起.不同身份的群体参与历史学大跃进,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历史学大跃进的表现,主要有:"厚今薄古"成为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方针,历史学研究与教学重点转向近代现代史,制定跃进规划大搞历史科学研究,开展社会历史调查并倡导工农群众的历史书写,史学研究机构和学会掀起建设高潮.历史学大跃进过于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过于夸大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看似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实则没有带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热潮退却之后,史学界开始冷静反思并试图纠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既不要指望通过大跃进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又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本身,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自信,走不断创新之路.     

人文科学与史学功用

一 问题的由来 历史学命途多舛,这看来在中外各国都是个普遍的现象。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对20世纪的世界各国史学状况作了全面总结之后,也不无感慨地写道:“也许正是研究对象的缘故,历史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科学更加肩荷着过去的重负,从而蒙受着苦难。”不过,如以此话来看承受着最深厚历史遗产的中国历史学的话,那     

中国古代咏史诗歌初论

我曾主张,从文化结构形态上看,中国古代史学知识的存在由三个板块构成:正规史学、通俗史学和咏史诗歌。它们各自的文化——文本形态相应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对历史理性化的记述、考订和分析;作为大众的历史学——历史文学故事;作为文学艺术家的历史——对历史的诗化吟咏。几千年中,它们长期并存;其间,既有显著的分野,又有或明或暗时彰时隐的联系。无论对立还是互渗,自足或是统一,这三     

从计量史学迈向基于大数据计算思维的新历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量化研究新发展的思考

进入信息时代,历史学能否彻底走出20世纪下半叶诸多批评中指出的"量化陷阱",而真正成为"基于大数据计算"且定量与定性很好结合的历史科学,是当今历史研究领域须加深入思索的新问题。量化研究应用于历史学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好地解决"质"的问题进而推动历史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史学量化研究在20世纪经历的两个不同演进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分析指出,系列史/序列史和美国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实践表明,量化研究对于历史学寻求科学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价值正越发凸显。伴随信息革命的到来,借助于大数据时代的优势,量化研究方法可能引发历史学的深层革命性变革。论文包括三个部分:量化研究是历史学科学性的重要保证、西方史学中的量化研究演进轨迹和新趋势、当代西方史学量化研究新发展的思考。倘若克服对大数据的曲解并调整历史研究思维方法,量化历史研究将带来历史学领域革命性变革。量化历史研究未来将大有前途。     

千古得失寸心知——史学评论与史学之关系

史学包括史学研究与史学理论两个部分,想来已无人置疑。前者以对人物、事件、社会运动及其总体背景的各种演变过程的具体研究,展示史学的个性;后者以对历史发展规律、历史研究方法、史学家素质要求的探讨,寻求史学的共性。这两个部分的成果,共同汇集成历史学的长河。不过,除了这两个部分以外,历史学还有一个分支往往为人忽略,这个分支就是史学评论。 史学评论的范围很广。它适于对历史本身和历史学中的任何研究成果。它不同于具体的历史研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描述,弄清其本来的真实面目,在此基础上,进行深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初,有些学重新认识“历史”一词,厘清和界定它的基本含义,明确区分和论述了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学和史书等概念,从而为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在拓宽史学研究的思路、扩展历史研究的空间和范围、建设科学的历史学以及建立中西方史学对话的环境,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     

当代中国史学对心理史学的回应

当代中国史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历史不再被看成是僵死的事实的堆积,史学也不再是零散的史料的排列,因为治史者能够把历史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所创造的。所以,人们在研究历史创造者的活动时,不仅仅要考察、确定他们表面的言行以及这些言行所体现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历史因果,同时也力图考察伴随这些活动的历史创造者们的内心世界。因为,任何时代的人类的活动,都要通过人们的头脑。由于研究人类大脑的活动已经超过了历史学的范围,这就造成古往今来众多的历史家们到此止步。但相信历史学是一门真正科学的历史家们,坚信历史学是可以…     

书讯

正《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陆启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20世纪的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进程。新史学"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历史人类学"也就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该书系统地回顾与梳理了20世纪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情况,作者以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基础进行讨论,对历史人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实证”观念与当代中国史学

“实证”是当代中国史学进程中一个含义复杂的主题词,它既显示了当代中国史学一种富有成果的发展方向,又折射出其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20世纪80年代,对实证观念的批判确立了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开启了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90年代,关于历史学“客观性”与“人文性”的争论,触及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可能为当代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进一步提供观念前提。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举制度。“中正”是“九品官人”过程中具体负责对士人进行察访、品评、定次的最基层组织。九品官人法创立之初,就设立了州中正、郡中正、县中正。曹芳时期,各级中正始有大、小之分。中正在“访举”士人的同时,还有表率乡里、敦行教化、化民正俗之责。中正是非专门性的、地方性的组织。除中正之外,实施“九品官人”的机构还有司徒府、尚书省吏部和中书省。它们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学界将“九品官人法”误称为“九品中正制”,因而夸大了“中正”地位作用,严重影响了对该制度的正确认识,应该予以纠正。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