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尿错地方也有罪

1969年1月,我和四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上海“下乡”来到安徽的濉溪县（今属淮北市）白沙公社王楼大队吴楼生产队插队。1970年的春节过后,我比其他上海知青提前回到了我所下乡的生产队。回到生产队后我发现我原先住的房子被调换了,换到了仓库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     

一个回乡知青的三年经历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以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贵州兴仁县大山区的一个彝族村寨,直到1978年4月上大学才离开。在这短短的3年中,我亲历了回乡知青生活、农业学大寨、毛主席逝世、赤脚医生、割资本主义尾巴、恢复高考等重大事件。现仅从个人角度,记叙如下。回乡知青知识青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提起知青,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仅指下乡知青。其实,知青有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之分。下乡知青,是指有城镇非农业户口,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女知青冒险上书惊动胡耀祁

1982年10月,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改为工龄,此信惊动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     

我的知青生活

39年前,我还是贵阳十六中的一名初中生。1968年10月5日,贵阳首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威宁、平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也是其中一员。其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这批知青下乡两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2月才发表,所以这批青年的“革命性”和“狂热性”由此可见一斑。首批知青均来自各个中学,     

给毛泽东写信的李庆霖

原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一位无职无权贫穷的老百姓．居然敢斗胆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的无米之炊”的困境。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李庆霖成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传奇人物。     

上海在奉贤建知青广场

<正>2009年6月6日,上海首个"知青广场"在东海之滨的奉贤海湾园建设。建设中的"知青广场"占地32亩,广场中央有知青的主体群雕;有约200米曲折的知青墙,墙上有知青的浮雕、知青当年留下的经典语录及知青名单;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两层知青博物馆。1969年,上海约有111万知青上山下乡,前往黑龙江、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吉林、内蒙古等地。2009年11月15日,今天是     

沈阳严肃处理假冒知青进城落户问题

正辽宁沈阳市最近严肃处理假冒知青进城落户问题,群众拍手称好。沈阳市郊区一些单位弄虚作假,将67名农民假冒下乡知青办理进城。沈阳市革委会在有关部门查明情况之后,采取措施,对那些假冒下乡知青办理城镇户口的农村社员,一律注销其城镇户粮关系;已在城镇安排工作的,立即辞退,说服他们返回农村;对于违法乱纪、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也分别给予处理。目前,假冒     

《无声的群落》:最后的古代故事

<正>我刚刚知道,1967年的湘南贫下中农造反派文革大屠杀中,约万名死难者里,有文革前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叫王百明的知青,因为出身算"反革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     

贫下中农教我“旁门左道”

1968年10月28日,我随湖南平江县（被喻为＂将军县＂,今属岳阳市）第三批知青下放到献钟公社五星大队。在知青到达献钟公社之前,各生产队的队长早就聚集在那儿了,他们都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等知青们一到,就选两三个女知青回去。理由很简单,一是农村娃打单身的多,想为他们找个有文化的知青媳妇;二是知青到农村来＂扎根＂,男的一＂扎根＂就动不了,而女的总是要出嫁的,将来不至增添队上的负担。知青分配到队的热闹有点像现今的人才市场。那些田多、劳力少的生产队,才高兴接纳牛高马大的男知青。     

知青下乡--中国的第二次文化运动 生命中有了知青的历史（歌词）

1956年，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到那里去。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号召，掀起了中国1956年至1979年23年间的6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次运动，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影响之广，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战争动员参与的人数。是共和国成立，大批干部下乡执政带去文化之后，知青下乡带去文明的第二次文化运动。     

父亲送我去下乡

本文的主人公万伯翱曾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河南黄泛区的国营农场劳动锻炼10年。而当初送他下乡的正是他的父亲、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这使他的下乡有了非同寻常的“典型”意义。这一段经历令他终生难忘,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柴春泽:从知青典型到囚犯、再到人民教师

一封家信,使他成了全国知青典型几次书信风靡全国,竟也有人为此锒铛入狱写信带来功名,也带来了灾难和悔恨秘密恋爱,几年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三年囚禁,说不尽的感慨人生从榜样到囚犯到教师,多少故事鲜为人知 几乎所有从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柴春泽这个名字都很熟悉,因为当年他作为全国知青典型在神州大地上曾红极一时,他和当时的邢燕子、吴献忠、董加耕、侯隽等知青典型一起影响了无数志在农村的热血青年,成为一个特殊时代的青年偶像……近３０年的时光过去了,他这些年的生活境遇究竟如何,他的工作、家庭等等又是怎样呢？带着这些…     

盐城“二乔”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宴请出席会议的部分工农代表,当他得知坚持下乡务农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江苏盐城人时,便问他：“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董加耕不知何意,回答说：“您问的是否指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毛泽东笑着说：“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指的是胡乔木和乔冠华。”     

高考那天,我忘带准考证

正路遥的《人生》,写的是回乡知青,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一个人生的变化过程。这是本文主人公最喜欢的小说和电影,反复看了很多遍,他说,那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很多回乡(农村户口回到乡村为回乡,城市户口到乡村为下乡)知识青年的写照。所幸,他的命运因为高考的     

湘黔铁路大会战

1970年,我还在安顺县蔡官区白坟公社当下乡知青,也正是那一年,湖南、贵州两省的湘黔铁路大会战轰轰烈烈地打响了。如今,41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今见那湘黔线上飞驰的火车穿山越岭,那一座座雄伟的桥梁、坚固的隧道、明亮的山洞,时而蜿蜒、时而平直的路基,就是我们当年民兵大会战日夜不息鏖战的铁路工地。 “百万大军战湘黔”     

李正文在苏联劳改营

李正文同志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在1941年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日伪的情报工作,日寇投降后转回中国共产党,直到上海解放。他长期在隐蔽战线上英勇斗争,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上海解放前,他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之一。     

满族高级农艺师赫冲的科研历程

赫冲是丹东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大豆科研人员,是省级大豆研究项目的主持人,是丹东市政协常委,辽宁省政协委员,中国大豆研究会会员,辽宁省大豆研究会理事,丹东市农学会理事。 他从1951年开始大豆研究工作,经过37年的刻苦钻研,辛勤劳动,在科研上取得显著成绩,共选育推广了37个大豆优良品种,撰写了《辽宁省东部山区野生大豆品种资源整理考查》等13篇学术论文,参加过《中国大豆品种志》等7本全国性大豆科学书籍的编写工作。这些成果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赫冲的祖先是叶赫部姓赫舍里氏。在清朝时期随洼尔达将军来至凤凰城,即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后来赫氏大家族分散了。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农民。     

贫下中农管学校

“文革”时期,我作为一名知青,下乡在湖南邵阳一个偏远的山村当农民。我在生产队扎扎实实劳动锻炼一年后,便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公社完小当民办教师。这是我们公社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共有8个班（五年级与六年级各有两个班）,10余名教职员工,高年级学生大多在校寄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