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票据清算职能的演变——兼论其与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关系

集中主持票据交换与清算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基本职能,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票据清算职能的建立与完善却相当迟缓,上海票据交换所并非由中央银行主办,而是由战前的商办民营到战后在政府银行监控下的民营.中央银行与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关系存在着从游离、应邀加入到战时退出几个阶段.在大后方,中央银行开始尝试自行主办并逐步推广票据交换业务.直到战后,中央银行主持全国票据清算的职能才最终确立,其他城市均由当地中央银行分行集中办理票据交换,唯独上海是由中央银行委托上海票据交换所办理全市的票据清算事务,因此,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发展路径就显得极为特殊.     

晚清中央银行体制的形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缓解财政危机和推进币制改革,清政府开始兴办新式银行,组建了户部银行,后改组为大清银行,尝试构建中央银行体系。就制度而言,户部(大清)银行以章则明定拥有发行货币、监管市场、经理国库等职能,已初见央行模型。从实践来看,户部(大清)银行在巩固纸币信用、缓解金融危机、调和全国汇兑等方面,亦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过程糅杂中西,既有对当时欧美央行制度的借鉴与深化,更是对中国传统经验的利用和改进。若从现代中央银行的理论去审视,这些举措多有不成熟之处。但若对比同时期其他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探索历程,不难发现,这些举措仍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早期中央银行体制,而且基于中国社会的主动实践,参与了世界央行体系的构建。     

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制度

本文从伪满中央银行的产生、性质、职能角度研究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伪满中央银行是在日本操纵下继承四行号业务基础上设立的,所谓＂圆活金融、稳定币值、统治金融＂不过是日本扩大对伪满洲国侵略与掠夺的手段与工具,其本质是实现日本的利益最大化。基于上述原因,伪满中央银行作为发币行和政府的银行之职能畸形膨胀,却无法承担集中存款准备、充当最后贷款人以及组织商业银行清算等＂银行的银行＂职能。     

旧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

中央银行系国民政府国家银行,它自1924年开始创办、抗战期间职能不断完善、1949年被人民政府接管,经历了发生、发展和灭亡三个阶段。一中央银行的设立及地位的巩固中央银行最初是由孙中山先生一手创办的。他认为,欲求革命成功,不仅要有健全的军队训练,而且要有完善的金融组织。因此,他特以手谕拨交宋子文国币三千万元,筹设中央银行,并亲自参与一切计划的制定。1924年8月15日,中央银行在广州正式开业,资本一千万元,发行准备金达六成以上,信用良好。其时因全国尚未统一,中央银行营业范围仅限于     

民国时期台湾银行发行的第一套台币

台湾银行在台湾光复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发行有台币。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年,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要求,中央银行始终没有在台湾设立分行、发行纸币,台湾地区流通的台币一直都是由台湾银行在冠以民国纪年后发行的,台湾银行事实上成为了一家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银行而在台湾地区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是民国时期台湾银行发行的第一套纸币,     

“钞票之税”:近代银行税的筹设及其财政、货币逻辑

近代银行业的兴起,是银行税实施的行业基础,但税制的推行仍需要合适的政治及市场机制。晚清度支部曾关注银行"余利税"和"发行税",但未进入政策层面。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财政部官员拟订了发行税草案,辅助实施旧币整理,未能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颁布了新的银行收益税及发行税法案。该收益税属于营业税体系,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代表的银行业接受此税之成立,但要求降低税率。发行税属于政府以特许发行权而获得的税收收入,蕴含着实施钞券发行管理的货币政策目标。银行公会认为两税同征,存在重复征税,且中外不能一律,一度请求暂缓。但在政府强压之下,财政部和银行公会仍然达成纳税协议。政府通过差异化的发行税政策,促使发行权逐步向中、中、交、农四行集中,最后由中央银行垄断发行。纵向观察中国近代银行税的推进历程,其开征受到政府财政能力及银行业行业形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控制纸币发行的货币管理职能。     

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

台湾银行在台湾光复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发行有台币。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年,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要求,中央银行始终没有在台湾设立分行,台湾地区流通的台币一直都是由台湾银行在冠以民国纪年后发行的,台湾银行事实上成为了一家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银行而在台湾地区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纪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台币是台湾光复后台湾银行最早发行的纸币．本文想通过现存的实物资料,结合史料,就其中的一些相关史实,姑陈陋见,以求教于大家。     

香港的金融业

香港的金融制度的特色就是没有设立中央银行,这一特色使香港的金融制度有别于其他的经济体系。在香港,一般中央银行的工作实际上由政府（如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管理商业银行）或几间选定的银行（例如发行纸币,为政府提供银行服务）承担。在金融政策上,政府可以采用的金融措施并不多。直至香港金融管理局（简称金管局）于1993年设立,它标志着由单一机构执行中央银行职务的进程上迈出重要的一步。金管局由外汇基金管理局与银行业监理处合并组成,负责维持及稳定货币,并对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实行审慎监察以能有效地巩…     

基层央行改革对货币发行工作的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人民银行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调整,随着部分县（市）支行发行库的撤并,基层央行货币发行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货币发行部门的一些传统的观念、传统的做法受到了挑战,面对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基层央行如何创新思路,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全面提升基层央行货币发行工作水平已成为货币发行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大清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清末币制改革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设立的户部银行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清政府将其定位为中央银行.户部尚书载泽在奏折中曾明确指出:"户部银行,即为中央银行."[1]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改名为度支部.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度支部奏请将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大清银行成立后,资本金额大幅扩充,...     

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关系

中国银行从民国初年成立后即发挥着中央银行的重要作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第一次改组,使得中国银行由国家银行转制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1935年的第二次改组后又使得中国银行成为国民党“四行二局”金融统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次改组对中国银行的性质和地位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旧中国金融业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     

陈云与新中国货币制度建设

陈云是我国金融工作的卓越领导者。陈云金融管理的核心思想,一是强调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二是反对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建国初期,在他的指导下,我国建立了新型的货币管理制度,开始在货币发行与流通、银行信贷、企业结算等方面实施有效的管理;我国于1955年3月顺利发行人民币新币,完成了货币制度划时代的重大革新;他还领导经济管理部门积极探索稳定人民币币值的有效途径,为我国平抑物价、治理通货膨胀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Blurring the Borders. How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European Neutral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Became Part of the State Machinery: Examining the Case of Norwa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banks and governments in the neutral countrie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with focus on the Norwegian development. It examines how independence was challenged, and the framework is a concept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which regards non-lending to the state as vital to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entral banks. This is a nove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during the war as the perspective has barely been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in Norway, and also seems to be disregarded in 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central bank development.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Norwegian central bank’s pre-war independence was substantial compared to other central banks. Moreover, the distinct borders between central bank and government also safeguarded Norges Bank’s autonomy longer than in comparable countri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war. However, by the end of the war, Norges Bank had become one of the neutral central banks most interwoven with the stat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article questions the notion of the standard literature that lending to the state in a crisis was a central bank duty.     

张之洞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言论述评

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的过程中,张之洞和盛宣怀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张之洞主张先办铁路后办银行,不愿意保举盛宣怀创办并督理银行,迟迟才同意对御史管廷献的奏折列名复奏,并对中国通商银行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其思想动机,本质上是利益之争,是为了防止盛宣怀由控制中国通商银行进而控制芦汉铁路。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的派系矛盾、张之洞重“官”轻“商”的“官本位”思想及其现代银行意识的淡薄等因素也都影响到他对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态度。     

试析1949～1952年政务院体制的构建与运行

1949～1954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期新中国建立并实行了中央政府下辖政务院的二级政府体制,1949～1952年是该体制初步建立与运行阶段。新中国成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确定的原则和框架,政务院迅速组建完毕,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编制管理与法制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国家内政外交各项事务,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建立与运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与省之间曾设立大行政区一级地方政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具体管理和处理所辖省、市的民主政权建设、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秩序等工作。大行政区政府既是比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在当时各地区革命发展极不平衡、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省以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实行过渡性的大行政区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和实行管理是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要求的,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的金融统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战争经济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基地。为满足日本的战争需要,伪满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使得日伪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较此前更加严酷。本文从统一汇兑巩固“元元等价”、统制资金促进战争产业发展、强制储蓄直接剥夺劳动收入、管制利率强迫共同融资削弱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改革《满洲中央银行法》消除央行独立性等角度全面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如何强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的沿革和确立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在沿革上与中央政府制度不同,是在继承历代地方官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确立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4年是建立和过渡时期;195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了这一制度。此后,其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

所谓“间岛”,位于图们江以北,自古属中国领土,然其地名为朝鲜人所造,我国无其名。1712年中朝勘立定界碑之后,围绕“间岛”归属间题,朝方不断挑起事端,成了清末中朝两国边界谈判的一个焦点。20世纪初日本接制朝鲜的军事和外交权之后,“间岛”问题被日帝所利用,成为其攫取满蒙许多权益的交易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交涉中步步退让,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换取了日帝对“间岛”是中国领土的最终承认。     

清末“保商彩票”与商号破产清理研究

发售彩票募集资金,是清末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和发展公共事业的重要手段。1904年8月,中国通商银行镇江分行负责人尹稚山亏空官款数十万元,盛宣怀以尹稚山产业为彩头,编制彩票发售,弥补镇江分行亏欠款项。自"尹稚山案"后,以"保商彩票"为名,由江南逐渐向京津地区扩展,迅速成为清末商界商号破产的一种清理模式,但这种模式仅仅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前后迅速消亡。利用"保商彩票"清理破产案是清末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与地方财政问题密切相关;其衰落及消亡,亦受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