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是摒弃还是扬弃——基于制度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先后开展的以“企业家政府”为理论模型、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和私营部门的管理为研究方法、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目的的一项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对政府流程再造的初期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仍然无法改变官僚制的人事制度。新公共管理所提出的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只是对官僚制的修正与补充,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不是摒弃。     

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促使中国思想界从30年代起出现了颇具影响的“计划经济”思潮。倡导既有国民党上层人物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均试图以采用政府干预的办法,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把“计划经济”视作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潮导致其后政治上“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也引起人们对于“计划经济”与其赖以实现的政治条件的思考：“计划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简介

法国总理蓬皮杜在1968年五月事件结束时说：“一切都不可能再像从前样了”。西方学术界对20世纪60年代这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西方学生运动研究较多,国内目前该方面的第二部专,即许平和朱晓罕的《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也已付梓。     

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

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西方旅游广告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m）的理论思潮,学者们格外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解释,视觉分析（visual analysis）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得到较多的应用。旅游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地理现象之一,旅游地的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成为“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研究议题。西方学者援引地理学、符号学、语用学以及社会批判学派等诸多理论,将旅游营销图片作为“文本”（text）进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出旅游地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一本质,阐述其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的过程和意义。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评《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

私有化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世界性的保守主义浪潮,并延续至今,几乎席卷整个世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是这一浪潮的“领头羊”,其涉及范围广,成果显著,在发达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被称为“西方私有化的最大试验场”。我国对英国私有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     

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

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张永华后现代观念是本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西方开始盛行的一种社会思潮,以其激烈的反传统观点引起广泛注意。后现代观念又被称为“后现代主义”（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或“后结构主义”（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①,其主要倡导者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分析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热门话题,我国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浪潮。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设计和指导,理性官僚制和时下风行的新公共管理是当前西方国家存在的两种行政模式,我国的行政改革的模式选择应该依据我国的实际,科学选择理性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两只手"的协调运作的改革模式。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政治、信仰危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日益削弱;而这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在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陡然增加.这些因素构成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诱因.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言之,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分为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各有不同的层次.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理论上的建树两个显著特点.     

大生纺织系统老印章

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之下．一些洋务派官僚和有识之士纷纷“设厂自救，以保利权”，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建立起来。大生纱厂即是其中之一。     

摸石头过不了河的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对清政府最大的思想震动只是认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而借助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又给官僚们以实际体验,于是出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强变革。自1860年代开始,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大清在军事、科技、经济诸领域改革开放了30多年,史称洋务运动。其目的就是借助西方的军事技术、工业生产、经济发展来维护和巩固天朝的专制统治,而没有认识到天朝腐朽的社会制度及相关的生产关系、文化传统同样需要大力的变革。     

不得不见的陆小曼

我认识陆小曼,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平暂住,胡适之（胡适,字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北平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哦？有那么重要？我倒要见一见!”     

近三百年来西方学者眼中的王安石

西方学者对中国北宋历史人物王安石的介绍和讨论已近三百年,在对王安石的认识上不断深入且充满变化,积累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王安石研究已成为西方汉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的看法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起王安石被广泛称作"社会主义者",20世纪中叶这一说法又被基本否定,1970年代以后在新的思潮影响下王安石的改革又被称为"国家激进主义"。     

安徽农村改革的来龙去脉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安徽先后进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即“责任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即“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及“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和改革。     

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

日本在战后的60年间,围绕着社会发展的道路,各种思潮跌宕起伏。现在,“和平主义”（pacifism）确实在一般的国民意识中仍然占据着主流,但是,无庸讳言,以“国家主义”（nationalism）和“超国家主义”（over—nationalism）为核心的各种思潮,在当代日本社会意识的主流话语中,挑战“和平主义”,也一直在不同的层面上此起彼伏,影响着国民的心态,并且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日本当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

“地方精英”只是西方话语的一个研究表达,而不是乡土社会的存在实体表达。无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化资源还是基于社会现状,“士绅”这一话语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和认知意义,都不是“地方精英”的话语所能替代。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士绅仍然成为乡村权力结构的主体,只是此时的士绅构成却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已呈多元化趋向。士绅阶层的构成要素已有所变异,然士绅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士绅话语仍然揭示着民国乡村权力的结构性特征。当然,构成要素的变动虽然也展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向,却只是在原型中有限地扩充。     

不得不见的陆小曼

我认识陆小曼，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平暂住，胡适之（胡适，字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北平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哦？有那么重要？我倒要见一见!”     

简论20世纪中国纸币理论的演变

20世纪是世界范围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金属本位制度演变为纸币流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主张。1912年12月,鉴于袁世凯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针对沙俄炮制蒙古的假独立事件,孙中山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这里的“钱币”即现在所说的货币。所谓“钱币革命”也就是货币革命。孙中山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实际情况感悟到将来必定是纸币的世界。主张中国取消金银货币。实行纸币制度。他说货币从布帛刀贝到金银,再从金银到纸币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国尚未到纯用纸币的时期。现在要人为地加速这种进化,所以叫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