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北疆开发述论

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当时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文化,发展鼎盛。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这种历史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中原地区,在遥远的边疆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尤其是清朝政府的移民边疆,屯垦开发,发展经济的边疆开发政策,对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十八世纪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意义等,史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和讨论。     

清代私铸钱辨析

私铸钱币多是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产生的。历代如此,但莫过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因铜村缺乏,出现毁钱现象。毁钱10枚,制成扭扣,可卖钱20文,毁钱30枚,得铜3两,制成烟袋,可卖90～100文。政府下令严禁毁钱及剪凿钱边取铜,违者处以死刑。另一方面,政府将钱制日减轻薄,使毁钱者无利可图。因前朝康熙钱未减,为民间私铸者所趁。其中私铸顺治、康熙小钱重仅1g左右（图1-2）。此时,不仅毁大铸小,甚至出现铅锡钱。     

试论清代中叶京旗的双城堡屯垦

有清一代曾将北京的闲散旗人(即京旗)派往东北,实行由国家组织的屯垦,这是清朝统治者为解决八旗兵丁的生计问题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十九世纪上半叶[嘉庆十九年一道光十年(1814—1830)左右]在吉林的双城子(筹办屯垦时将垦区命名为双城堡,下简称双城堡屯垦)所进行的,是第二次移垦,它的规模虽不如乾隆初年那一次大,但由于从中表现出的矛盾和问题更为深刻,也更具普遍性,又由于它处在汉族农民大量涌入东北的前夜,作为这一大规模垦荒运动的前奏,它的影响也更为深远,所以本文拟就这次移垦的特点及成败进行一些探讨。     

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辨析

清中叶以降,汉学的家法观念逐渐凸显,且与学术评价和汉学衍变密切相关,但研究者至今对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仍缺少系统论述。本文梳理了清代汉学家法的本源,分析了清代今、古文家的家法观念,认为古文家注重区分汉、宋,侧重小学方法或经说师承;而今文家倾向于区分今、古文经,以"三统""三世"说为家法的核心。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在清末呈现出淡化之势。     

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辨析

清朝是汉学复兴的时代,宋学虽无汉学之盛,但从事者亦代不乏人。考证训诂,汉学据其胜;义理心性,则来学擅其长。但汉学易被讥为琐碎,宋学常被看作凿空。二者治学手段、方法、途径、职能不同,各有长短。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是清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清史研究的难题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存在一种普遍认识,认为清代汉学、宋学二方,各执门户,以己所长议彼之短,甚者认为二者纷纭交争,彼此相詈,按剑操戈,党同伐异。但细检清代诸家所论,此种认识缺少具体分析,且乾嘉时期与道咸以降二者…     

狄泉周城性质辨析

对于狄泉周城城邑性质的研究,应遵循考古材料为本位,金文、可靠传世文献为向导的基本原则。综合各种因素判断,在春秋晚期“诸侯城周”以前,狄泉周城是隶属于成周核心区域、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次级周邑。     

历史认识性质辨析

在历史认识的性质上,迄今为止至少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论点。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认识视为对历史实在的客观反映,强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认识对历史客观实在的反映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创造,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思维的结果,在认识论中成为一种主体创造论。20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得华·卡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双向建构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西北边疆的巡边制度和巡边路线

１８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中叶清代西北边疆的巡边制度和巡边路线李之勤１８世纪中期清朝政府在平定了准噶尔等部首领的叛乱,重新统一天山南北各地之后,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边界线,从《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中俄色楞格界约》规定的中俄中段边界最西一个界牌沙宾达巴哈起...     

论清代海上机动作战能力的丧失

清朝战船管理体制不良,导致战船修造质量不断变劣,性能退化。为了保持战船对民船的某种优势,清廷设法将民船的制造工艺、规格等限制在便于控制的低水平状态,这是用法律强制手段阻止中国造船业与航海业的进步。在战船缺乏改良机制情况下,民船制造业如果能够自由发展,还可以为战船改造提供动力和必要的技术;而限制了民船工艺的进步,等于作茧自缚,完全断绝了战船改造条件,严重束缚了国家海上力量的成长。     

清代行会的性质和作用

中国的行会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明末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行会曾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甚至有些行会还出现了为工场取而代之的苗头。随着清政权的建立,使行会得以解脱明末的社会危机而幸存下来。乾隆时期,它的组织形式更臻完备,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了资本主义因素生长、前进途中的重重障碍。一清初社会概况和行会制的变化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国的人口锐     

资源与法律:解读清代中叶社会变迁的法律经济学新视角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布鲁斯.阿克曼教授将法律的经济学方法描绘为“20世纪法学中最重要的发展”。的确,经济学已经改变了法律问题的性质、对法律规则和制度的一般理解甚至法律实践。一般地,我们能说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行为理论以预测人们如何对法律的变化作出反应。这一理论胜过直觉,正如科学胜过常识。①因此,包括“人力”、“资本”和“利润”等在内的投入成本、产出效率、交易公平、配置资源等就成了经济学切入法律问题的作业面,凭借此作业面展开对法律、政策及其制定者、实施者等所谓主体和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变化的行为模式等进行分析论证…     

前掌大墓地性质辨析

本文在对过往认识辨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前掌大墓地年代的重新检视以及墓地性质的再分析,指出前掌大墓地并非学界一般认为的薛国遗存,而应是"史"国墓地,其很可能是商末弃商投周的殷遗"史"族在西周早期的封国。     

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学界有关江南会馆公所的研究,恐怕莫过于对其功能与性质的探讨,成果也较多。但以前似乎主要是讨论其性质,各抒己见,新近的重要研究成果如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似乎又偏重在其社会功能。这些讨论或研究都是必要的,也是富有学术价值的。然而会馆公所既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之别,其功能与性质当也有所不同,自不可一概而论;会馆既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客籍人士的社会组织,经商要务当不会不讲,其经济功能自不能轻描淡写。一、会馆公所异同论为了探讨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有必要先对会馆与公所的异同作些考辨。会馆公所…     

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坑性质辨析

关于郑州商城发现的三处商代铜器窖藏坑的性质,学界存在"祭祀说""动乱说"等争议,且论证简略,亟待进行深度辨析。考古发现的古代铜器窖藏坑性质一般可分为动乱类、祭祀类、陪葬类、仓储类等类型。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坑性质之"动乱说"疑窦重重,埋藏状态与动乱类窖藏坑的紧急处置态势并不相符。从窖藏坑方位、地势环境、埋藏成因和程序、礼仪活动等方面综合分析,三处窖藏坑与祭祀类窖藏坑的特点颇为符合,应是商王基于尊神和以地通神的思想意识、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之后把青铜礼器瘞埋地下所致。祭祀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城垣与护城壕,即后代的"城隍"。商王多次举行城隍之祭的原因与商代中期社会动乱、自然灾害频发、国势衰微有关,祭祀的目的是祈求鬼神保佑商都乃至国家的安全。     

清代京钱小考与《红楼梦》所涉地点辨析

<正>在清代,京钱是指人们行使制钱以一当二的一种特别方式。了解这种特别方式的最好方法是剖析一个具体的案例。晚清人杨葆光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华东—华北各地的剃头价格: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十五日:支剃钱四十文(引者按:作者在江苏溧阳);同年四月初六日:支剃钱五十文(引者按:在上海);同年五月初六日:支剃钱四百(引者按:在北京);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二十三日:支剃钱一百文(在通州);光绪三年(1877     

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

清代地方高层政区是否有正式名称,公文中存在的大量省名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清代各个时期法典的记载,发现这些法典均将地方高层政区称之为"省",说明"省"就是清代地方高层政区的正式名称。其次,指出公文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省名,清人已经说明这是对省级行政机构(衙门)的称呼。第三,说明清人也习惯将省城简称为省。清代将地方高层政区、省级行政机构、省会均称之为"省"。     

《春秋左传注》蔡“邓”、楚“邓”辨析

春秋时期,以邓命名的地区概有2个:一个是蔡国邓地(简称蔡"邓"),一个是楚国邓县(即古邓国,简称楚"邓")。《左传》鲁成公九年(前582年)载:"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关于此条记载,杨伯峻指出郑、楚两国相会之邓为楚"邓"。但通过对蔡"邓"、楚"邓"地望的准确界定,并结合对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形势及楚国会盟人员公子成身份的详细分析,可以断定杨伯峻的考释有误,鲁成公九年郑、楚相会地点当在蔡"邓"。     

清代粮价奏报流程及其数据性质再探讨

清代的粮价奏报有两种,一种是粮价清单,其形成过程可能是:知县(州)的月报粮价→知府的通府概括性粮价→布政使的粮价清单;另一种是粮价细册,其形成过程可能是:知县(州)的短期奏报→布政使的粮价细册,或知县(州)的短期奏报→知府→布政使的粮价细册。粮价清单中的府级粮价从空间维度上,可能是辖下两个价格极端县的价格,从时间上看,可能是每月下旬或者下半月的价格。州县的粮价数据来自经济功能相近的米铺、粮行和牙行的呈报,价格的具体性质很难判断——是批发价、零售价还是产地价,这和该州县的市场中心地级别和其在粮食运销层级中的位置有一定关系。     

清代徽州田面权考察——兼论田面权的性质

一田面权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某些地区出现的一种土地所有权的形态。据已见资料,它大约始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延至民国,主要流行于我国东南农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台湾等省。一些学者把这种经济现象称之为“永佃权”、“永佃制”,我觉得此说名实不符,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