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国旗之争

国旗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象征。民国建立前后,围绕采用什么样的旗式作为国旗,曾有一场严重的斗争。武昌首义的湖北革命党人主张以铁血十八星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而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其美等与一些立宪派人士,则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最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并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令施行。国旗主张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思想倾向,也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为我们认识民国建立前后的政治格局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进步党述论

前言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中国的资产阶级提出了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革命党人提出的以暴力同反动势力作正面的斗争,一条是由立宪派人提出的以温和手段,企图使政权和平转移。辛亥革命后,他们各自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以自己特有的风格进行维护民主的斗争。进步党是立宪派辛亥后实行温和路线的政党组织,它成立于1913年5月29日,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国、汤化龙、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暗杀成为各方竞相使用的手段,中国进入了暗杀时代。革命党人对暗杀高度重视,多认为暗杀与起义为驱动革命运动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是以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组织过多起暗杀行动,对于革命事业的持续演进,最终走向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革命风潮与暗杀时代暗杀自古以来就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为政治权谋家们所反复采用。19世纪末随着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及政治矛盾的激化,革命     

满门忠烈荐轩辕 敢将热血谱春秋——重庆任氏四兄弟与辛亥革命

一百年前在神州大地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黄花岗起义、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斗。重庆一门四个亲兄弟均不约而同地去海内外投身于反清大潮中。“以革命为己任”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理念。四兄弟勇于为革命冲锋陷阵,敢于出现在斗争的最前沿。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赞歌。...     

民元定都之争

民元定都之争,是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最先开展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民国初年三种政治力量,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的军阀官僚集团、以原立宪派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弄清楚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所以不得不放弃定都南京的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浅议孙中山再举“革命旗”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梦想在中国真正建立借鉴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南洋革命第一”人——陈楚楠

陈楚楠,原名连才,福建厦门禾山人,1884年出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富商家庭。他是最早加入革命党的南洋华侨之一．也是新加坡最早支持革命的华侨,在反清斗争中做出的贡献又十分突出,因而被孙中山誉为“南洋革命第一人”。陈楚楠早年追随维新派．后来逐渐转变为坚定的革命党人。他曾任新加坡同盟分会会长,并且创办《图南日报》等革命报刊,还筹款接济革命,安置革命党人,为辛亥革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至疏远的过程。伍廷芳这位仕清近30年的封建高官之所以在辛亥革命期间加入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行列,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就其自身原因而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信念和清政府的愚顽不化,导致了他投向革命。这也是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合作的大前提。而革命党人主动邀请伍延芳入盟,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片面政治主张的产物,也是基于伍延芳广泛的海内外影响,更是当时沪鄂相争的需要。双方的合作,加速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但在实施治国方案问题上,双方存有分歧。对“宋汉章案”、“姚荣泽案”的不同处理意见,最终导致了伍延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关系的疏远。     

财政问题与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刚满三月即告夭折,政权落入袁世凯手中。二个多月后,黄兴又从南京留守任上卸职,由他统辖的南京留守府及十余万军队被撤消和遣散。这是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所遭遇的两次重大失败,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何以昙花一现?孙中山、黄兴何以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这除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革命阵营内部涣散等原因外,严重的财政危机始终困扰着革命党人,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又找不到一条正确解决的途径,也是导致革命     

武昌起义与“三月总统”孙中山

<正>清朝末年,由于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犹如坐在火山     

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在澳门

澳门自古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却一度与祖国母亲分离。当历史的巨潮奔涌到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近代社会,澳门这块特殊的土地,也和祖国内地的命运紧密相联,上演过许多动人心弦的话剧,留下了许多志士仁人的足迹。在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期间,孙中山与革命党人...     

论孙中山的一地起义各地响应的武装起义战略

孙中山在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中,为革命党人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战略,这就是一地起义、各地响应的战略,孙中山也称之为“一夫发难、各处响应”。他的文电、讲话对这一战略的阐述颇多,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是一地起义、各地响应战略的实践。探讨这一战略,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孙中山的军事思想,进一步揭示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很有裨益。     

光辉业绩昭日月 先烈精神现国魂——记辛亥四川保路运动英烈龙鸣剑、谢奉琦、杨维事迹和遗物

四川的保路运动,既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又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近代史册中构成了极光辉的一页。保路运动中造就、涌现的一批英烈,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事业赴汤蹈火,奋战终身,其动人业绩与日同辉,久为后世缅怀。 仅仅由四川著名革命党人朱之洪组织编写的《蜀中先烈备征录》一书,便辑录四川辛亥先烈人物三百二十多名,然而,在那场如火如荼的斗争中牺牲献身和颇有作为的无名人氏却又何止这三百余位。     

民初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仅存在了3个月。1912年4月1日,在袁世凯等旧官僚和立宪派的压力下,孙中山正式辞职,临时政府北迁。南方革命派在与北方守旧势力第一轮的较量中处于下风。继而,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是南北两派的又一次斗争和较量。     

从改良到革命——《豫报》与《河南》杂志比较论

一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件。它的伟大功绩在于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靠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但一个朝代的推翻,不单单是靠枪杆子,辛亥革命的一大特点是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这项斗争的长期、细致、艰苦的程度并不亚于运动军队、发展武装起义的过程。只有教育和唤醒了广大人民,使他们都能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和反动,从头脑中厌恶和抛弃那个恶劣政府,那么推翻和取代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不必被其貌似强大但实质虚弱的假象所迷惑。而要使广大的人民群众能从愚     

“蒲案”发生时的二三事

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蒲案",是指清末陕西省蒲城知县李体仁因极端仇视民党的革命活动,借故捣毁县教育分会,对县高小师生,非法抓捕,刑讯逼供,妄图破坏同盟会组织制造出来的血腥惨案。此案发生后,经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斗争,迫使清政府不     

孙中山与护国运动

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主张以北方地区为重点,与袁世凯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他主张护国运动应以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为最终目标,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推翻袁世凯;他主张各派反袁势力团结一致,即使发生矛盾也应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在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各地革命党武装的反袁军事行动进行了指导,帮助各地革命党武装筹措经费,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反袁斗争,为反袁斗争进行了舆论宣传。许多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派遣和指导下参加反袁斗争并作出重大贡献;孙中山对一些护国运动领导人的反袁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末民初山西“交文惨案”探析

“交文惨案”是清末新政禁烟风潮中一次重要的事件。它反映了官绅与农民和社会舆论的斗争,也是在社会动荡下各个社会集团相互攻歼与合作的反映。它不仅牵涉到晚清官场的营运规则,也间接地推动了革命党人在山西的革命活动并最终夺权。“交文惨案”的发生既是晚清官僚对山西控制的逐步丧失,也是山西革命党入加紧革命活动从而夺权的契机,也是阎锡山在夺权后加紧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关怀潮人安危

正1911年10月10日傍晚,古老的武昌城头,骤然响起了反清起义的枪声。武昌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首义,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统治,创立了以民主、共和为旗帜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清王朝在华中地区政治、军事统治的土崩瓦解,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反清斗志,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清风暴,为各省组建革命政权提供了榜样。广东是革命党人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州革命党人向全省发出建立自治共     

辛亥革命与“多党政治”

辛亥革命之后,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出现了“多党政治”的局面。“多党政治”反映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集团政治斗争的激烈,说明革命与反革命、新旧势力的重新组合与角逐。围绕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革命党人做了不懈的努力搏斗。“多党政治”对于袁世凯窃国确实起了积极的抵制作用。但是,“多党政治”的消极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当时的革命家所始料不及的。马克思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