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政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产生的影响——以汉匈和亲为例

汉匈之间的和亲是我国历史上比较有特色的民族政策,汉匈和亲使双方在经济、文化、军事、人员交往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交往,双方的交往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匈奴、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相互交流,汉匈之间的和亲在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读《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正>万里长城不仅是古代最为重要的军事工程,也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著名分界线。两大社会经济区在长城内外形成独特的过渡地带,活动于此的群体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自拉铁摩尔以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古代王朝多崛起于北部边疆长城过渡地带,尝试结合地理、经济、政治、族群等多个方面去探讨其社会动因,提出了"长城边疆理论"、"边地贵族论"等学说。但是,其研究视角是从地缘政治学衍生而来,往往缺乏历史维度的关照,忽略了长城边地社会出现的特定历史语境,     

阐释南北关系的一个视角——读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该文是对美国学者狄宇宙所著《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进行的延展性评论。作者认为狄宇宙此作从游牧一般性的起源关注中国北方游牧势力的兴起,由此引生出南北互动关系的讨论,是从中原以外的视角作出的有益尝试,呈现给中国学术界以新的意义,特别是其揭示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互动所凸显的方法论意义,更值得中国学者在阅览的基础上去体验与分享。该文又对书中有关长城的描写并结合长城的地理分区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其逻辑关系应当是：生态环境决定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和生活方式则决定族属划分,国家政治体由民族群体所建构,长城是（王朝、国家等）政治体军事攻防的产物,与民族（族群）、生活方式、自然环境并不产生直接关联。     

承德考古工作50年回顾

位于长城以北、燕山深处的承德,历史上为东胡、山戎、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满、汉多民族聚居区域,地扼关内外要冲,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这一带相互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是我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全市近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以避暑山庄、外八庙为中心的1300余处文物古迹,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承德地区历史发展概貌。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承德考古事业在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关心支持下,坚持贯彻《文物保护法》,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     

浅谈长城文化内涵的阐释与呈现——以《碰撞·融合——长城文化展》为例

长城,本来是阻隔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推进的一道实体墙,但随着历史发展,长城内外不同的文明在共同存在的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长城也从隔离带变成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桥梁和纽带。经过岁月沉淀,长城文化由长城的本体建筑的物质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2018年《碰撞·融合—长城文化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这次展览是国内几大博物馆首次合作的有关长城文化的特展,对研究长城内外农耕文明、游牧文明、长城文化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载铜以器 旅顺博物馆藏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和铜刀

正商周以来,活动在我国北方广大草原地区的古代部族,大都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在带动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推进着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整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鄂尔多斯草原文化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大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得天独厚的大自然赐予和历史的文化积淀,鄂尔多斯文化呈现出古朴、清新、自由奔放、别具一格的文化特征,青铜器就是代表之一。目前发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最早可以上溯到商代,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西     

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综述

中国北方位于欧亚大草原东端,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一条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草原游牧文化带.在这条文化带上,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类型的共性,历史上曾先后崛起过众多强悍的游牧民族,他们在中国北方乃至整个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历史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匈奴、鲜卑就是其杰出代表.     

草原文明的进程和影响

近来许多历史研究著作站在草原游牧群体的角度,详细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定居农耕文明的人群的发展历程,阐释了亚欧大陆广袤草原上游牧民的生活、文化与社会,展示了游牧人群在历史中的地位,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去思索亚欧大陆上不同力量交融共织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早期游牧文化起源问题探析

以整个欧亚草原为视角,对比资料相对丰富且具有代表性的内蒙古东南部、萨彦-阿尔泰地区和黑海北岸三个地区畜牧向游牧转变期的材料,对早期游牧起源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研究表明,公元前8世纪以前这三个地区都存在自身特色明显、畜牧业发达的遗存,但其中只有萨彦-阿尔泰地区可能已经转变成游牧经济,而内蒙古东南部和黑海地区在同时期可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游牧社会。欧亚草原地区各地早期游牧的起源不是同步的,也不是一条直线发展的,最早的游牧很有可能出现在远离发达农业文明且畜牧业发达的草原地带,而与发达农业文明毗邻且与之关系密切的地区游牧则产生的晚一些。     

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对比分析研究

规划学者立足于"城市文化"的角度,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文化特色和融汇过程分析,对草原都城遗址的遗产价值进行重塑。通过元上都和国内外类似遗产的比较,凸显了元上都的价值特征所在。可以看到,元上都遗址所展现的城市文化,揭示了中国元朝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及其分别代表的农耕与游牧两个不同文明之间,在征服与同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交互影响与融合: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兼容并蓄的一种城市模式,并作为人类城市规划史上"二元文化"的杰出范例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规划设计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     

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研究

本文主要从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概况,汉移民与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关系,汉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三个方面,围绕移民的形式及明清两代移民的特点,汉移民与土著居民在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同化融合的现象以及移民对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局面的打开几方面来展开明清时期贵州的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     

承德辽金元时代考古简论

地处河北省北部的承德地区,辽代属中京道,金代归北京路所辖,元代属上都路,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其区域位置都十分重要。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大量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为研究中原农业文明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提供了实物依据。     

卷首语

长城是一条分隔线。历朝各代修建长城基本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既然目的在分隔农业社会与游牧民族,这条分界线也就自然而然地修筑在农牧交界之处,也就因而与中国北方年降水400毫米的等雨线大致相当——城以南仍有足够的降水来发展农业,而长城以北的干旱土地较适宜从事游牧。于是,长城大致上成为中国北     

海乡风俗浅探

我国沿海地区的海乡风俗文化有别于中原农业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不断融进了一些其他区域的风俗文化,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海乡风俗文化特色.本文主要以山东、江苏、浙江一带的海乡风俗为研究对象,揭示其风俗文化内含.     

关于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

本文想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方面,探讨一下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由于三国演义与戏曲的深远影响,曹操可说是一个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一个反面典型。我们根据历史材料来研究一下曹操此人的真实情况,以求对曹操得到一个符合历史的正确认识,想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曹操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比他所起的破坏作用是要大的,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应该肯定的。以下分开经济与文化两方面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一、经济方面由于汉末农民革命战争的失败与军阀混战的结果,中国文化摇篮地也即后来曹魏统治地的黄河流域,那时会受到极大的破坏。像关东、关中地区,     

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

本文对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进行了探讨,认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高度重视历史上牧业社会的重要性,改变了以农业社会为中心的中国史思考维度。特别是拉铁摩尔从中国内部文化一族群的多样性视角,通过分析牧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在长城这一中间过渡地带的竞争、共生与统一的关系,开启了文化多元主义中国的历史思想取向,对中国疆域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及其功能考探——辽代乡村社会史研究之一

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的形成与存在具有地域和民族的双重特征。其一 ,在长城以南的燕云农业耕作区 ,存在着承唐仿宋的州县下乡、里组织 ;其二 ,在长城以北辽河流域农牧交错带的三大农业集中开发区内 ,共存着“斡鲁朵”州县下乡、里组织与皇家私人庄园———寨、堡、庄、务等自然聚落 ;其三 ,在辽河流域的牧区及西部草原牧区 ,存着着“翰鲁朵”与游牧部族“石烈”下的抹里 (弥里 )、瓦里、得里和闸撒组织。有辽一代 ,各类社会基层聚落组织一直发挥着它们各自行政、生产、军事及宗教等不同方面的功能 ,并对辽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草原明珠——草原丝路上发现的元代青花瓷

蒙元时期,中外贸易交流非常频繁,通过多条丝绸之路实现了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交流,其中草原丝绸之路又显得尤为重要,这段区域不仅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地带,也是元朝中央和四大汗国交流的重要线路。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     

河西在汉代以前的文明形式

文章首先从地理的角度论证了河西的农业形式的文明只能从乌鞘岭东边传播过去。在这基础上,结合乌鞘岭东边农业形式的文明的发展历史,从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地理环境对文化传播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了河西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可能性质,认为虽然有挟有那样生产技能的文化曾经传播到河西,但由于游牧社会生产方式的排斥影响,农业并没有得到发展,更没有进入农业社会。整个河西在汉代以前一直处于游牧社会,并发展着游牧文明。     

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

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基于长城内外农耕、游牧生产方式的世代并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等历史主动性和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首的大一统王朝。但元、清二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主脉所在,也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渊薮。唯有江南,能够充任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再发展空间。北方民族南下及其所建立的元、清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也携入不少主从隶属等落后旧俗,后者直接招致诸色户计"配户当差"及"君父"至上的复燃,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帝制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