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史学略论

朱希祖是我国20世纪前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担任系主任多年,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他继承和发展了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在许多史学领域均具有精深造诣。本文论述了他的史学成就,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史学思想以及他的治史特色、治史方法论。     

历史学的功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向

历史学的功用不在于“求真”、“致用”,因为求真是历史学的职责,致用是历史学的义务,并非历史学独有的品格。历史学的功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史学的任务看,其功用在于记录保存历史、追求真实;从史家的动机看,其功用在于借史抒怀、求知释疑、谋求生存和建设化;从史学的作用看,其功用在于满足人的精神欲求和生成知识;从史学的应用看,历史学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创适,也可以用来破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精神的满足和知识的生成将是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

司马光既有明显的史家自觉,又将史学限定在儒学门庭之内,以求道作为治史的最高目标,并且高度认同史学的鉴戒价值,以史学实践自觉承担"经之常道落实在具体历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务。但其儒门史学蕴含的求道、求治、求真三重价值目标,造成了史学实践中的内在冲突,即求道与求治的冲突、求道与求真的冲突。前者引起历史人物评价上与程颐(也包括朱熹)的分歧,后者引起历史编纂上与朱熹的分歧。从程颐、朱熹与司马光的分歧,不仅可以加深对儒门史学内在冲突的认识,而且可以了解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学术互动情状。     

崔述的历史盛衰论

崔述穷一生精力 ,考辨古史 ,成就很大 ,对后世史学也有很大影响。但崔氏在考史中又论史、论历史盛衰 ,有很多精审见解 ,崔述很少用性理天道论历史变化 ,注意对历史过程考察 ;他对历史“势”的分析值得总结 ,注重从人事作用上对历史盛衰变动原因进行考察 ,也体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崔述的考史能在求真基础上求理 ,显示出特色来。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

特伦斯·兰杰是当代著名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科奠基人之一。兰杰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史。20世纪60至70年代中期,兰杰所创立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重要流派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他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推动非洲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兰杰对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发展遭遇挫折的历史根源做出深刻反思。兰杰的非洲史研究生涯,恰恰折射出非洲史学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     

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耿淡如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 ,以治世界中世纪史名闻史坛 ,晚年又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培养本专业的研究生、主编《外国史学史》、译介诸多的外国史学名著 ,撰写学术论文 ,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先行者与奠基者。他关于历史研究的求真精神、史学史的基本概念、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学术批判的工作原则、标本与模型兼备的研究方法等许多真知灼见 ,都是可供后人借鉴的思想遗产 ,也是他对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具体贡献     

中国古代史学的“求道”理念

<正>如实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精神,而彰显道义则是其一贯理念,"求真"与"求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二重属性。以往论者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精神阐述较多,而对于"求道"理念则或语焉不详,或简单加以否定。本文试对中国古代史学"求道"理念的主要内涵和理论根源作出论述,并对其合理性作出评述。所谓"求道",即是追求历史编纂的道义原则。与"求真"之追求客观事实之真不同,"求道"则     

"和谐论"史学之旨趣--以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为例

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和谐论"史学,是美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以和谐的笔调赞美美国社会内部的连续性与一致性,体现了二战后美国民众的普遍心态以及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衍化.以"和谐论"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的政治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为个案,便于说明"和谐论"史学的旨趣.     

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

史景迁是一位人文色彩浓厚的史学家,其著史面向大众,注重史学知识的普及与社会化。大体而言,辩证的历史思维、以小见大的史学构思、移情式的心理追寻、文学化的历史叙事与自觉的社会史视野等构成了史氏著史的特征。史氏的著史风格是与其自身的治史理念、东西方文史传统的影响以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发展多元化的现状紧密联系的。围绕史氏的治史风格,学界有不同的品评。在这些品评的背后,体现的则是不同史学认知的冲突与交融。     

论傅斯年

论傅斯年王戎笙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     

略论陆懋德的史学思想

陆懋德是20世纪前半期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他强调治史应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为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他的这种史学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即使是在史学史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的20世纪50年代,杨翼骧先生仍在默默地坚持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以系统的资料编年为基础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为杨翼骧先生治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杨先生条分缕析、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史学史研究有着规范性、严谨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杨先生很早就致力于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他对中国史学史从古代到近现代发展的整体看法、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思考等,都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回忆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工作

正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正在上大学,记得最经常读的史学期刊之一,便是《中国史研究动态》。那时的《中国史研究动态》装帧朴素,没有华而不实的外表,单色的封面印着目录,读者一览封面,本期内容大体了然。刊物体量不大,信息却极为丰富,一刊在手,国内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情况,可以了解十之七八。这可能就是我当时喜欢这本杂志的原因。在学生时代,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会负责这样一个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史学期刊,而且一干就是20年。我是20世纪90年代     

读瞿林东《彰往察来:探寻历史中的智慧》

正瞿林东先生《彰往察来:探寻历史中的智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是"京师学术随笔"之一,收录文章50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5年,计32年。全书编次以类相从,分为史学功用、史家风采、史学传统、史学评论、史学与文化以及治史杂谈六部分。作者将自己在不同时期治学的思考和过程以不同的形式作了多方面的展现,向读者阐述了历史、史学、历史智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人深受     

太平洋史: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太平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史研究分支脱颖而出。此后七十余年里,随着学术环境和治史主体的变化演进,太平洋史研究历经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太平洋作为一个独立治史客体被学术"发现",有关太平洋史的基础范畴和路径假设被提出并探索实践。此后至80年代,受到"去帝国史学模式"倾向的影响,以堪培拉学派为代表的"局内人"主导的"太平洋内的历史"成长为主流,"本体史"视角下的太平洋诸岛史和大洋洲史研究成就斐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海洋史等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对太平洋史研究带来冲击,催生出以"太平洋世界"路径为代表的整体、开放的"太平洋的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模式遭遇严峻挑战。两种路径在并立之中渐显交融之势,太平洋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钱大昕重事实亦重褒贬

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指出:清代考据学派治史,最富求真精神,实事求是,不涉虚诞,反对驰骋议论,反对书法褒贬,主张史家应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其中王鸣盛力诋驰骋议论,而其著作中亦偶有驰骋议论之处,与其治史态度和著述体例自相矛盾。相比之下,钱大昕治史则不存在这种缺憾。这种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关于王鸣盛主张据事直书与治史议论褒贬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已有专文探讨,这里主要阐释钱大昕的历史褒贬观念。杜维运认为钱大昕的治史宗旨是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这是完全正确的。钱大昕曾经…     

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创新之路——写在《陈其泰史学萃编》出版之际

正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其泰先生就读于中山大学本科,期间曾受教于著名史学家刘节先生。1962年底,适逢首次统一招考研究生,陈其泰报考了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但由于刘节先生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陈其泰跟随刘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的愿望未能实现。1978年,全国恢复招考研究生制度,陈先生再次报考,终于有机会随白寿彝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毕业后,他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走上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