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研究

本文主要从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概况,汉移民与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关系,汉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三个方面,围绕移民的形式及明清两代移民的特点,汉移民与土著居民在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同化融合的现象以及移民对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局面的打开几方面来展开明清时期贵州的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     

道光《新会县志·图说》所载姓氏分布之研究

姓氏是个体的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的反映,也是标记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重要史碑。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秦汉时期以来就是人口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大量谱牒均有详细载录。明清时期方志也是移民和姓氏文化的重要载体,道光《新会县志》专列有图说,详细记录了新会县各里坊的姓氏分布及其变迁,很好地揭示了清中叶新会县姓氏与宋代罗贵等33姓的关系及其特别关注姓氏分布的社会心理基础,是研究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开发历史的珍贵史料。     

论宋明时期广西的外来移民及其影响

宋明时期汉族移民迁入广西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大致奠定了桂东、桂中汉人与桂西土著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宋代开启了岭北汉族移民规模性迁入广西的序幕,而明代则形成了以湖南、江西籍为主的岭北移民迁入桂东北,以及以广东、福建籍为主的岭南移民迁入桂东南的分布特征,并呈现出向桂中扩展的态势。宋明时期外来移民对广西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广西社会的变迁,奠定了清代广西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清代移民与陕西汉水流域民间风俗的嬗变

清代陕西南部地区接受了大量的川楚移民 ,这一人口迁移浪潮对当地的社会风俗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在分析清代中叶以后陕南地区社会风俗的特征之后 ,认为尽管川楚移民的进入对陕南的社会风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通过对移民风俗的地理优选 ,进行了文化整合 ,形成了既不完全同于川楚地区 ,又不与北部关中地区一致的 ,陕南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与此同时 ,民间风俗的嬗变不仅使陕南的自然、经济景观更趋同于同处亚热带湿润气候下的川楚地区 ,而且使陕南民众心理上更加认同江南地区 ,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     

从出土文物看广东地区的移民文化变迁——以广东秦汉至元代出土陶瓷器为例

我国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大迁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随着北方移民不断迁入广东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对广东地区出土的秦汉至元代时期陶瓷器与北方各地同时期器物进行的比对研究,揭示了各时期移民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地区陶瓷器的生产和进步,推动了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明清时期主要外来作物在广东的传播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作物结构及种植制度,由于外来作物的引进及其广泛的传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广东,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海外移民的众多、对外贸易的优势,在外来作物的引进与传播方面,总是得风气之先。因此,广东在外来作物传播历史中,有突出的位置。     

五方杂处 南北交融——古代南京的人口迁移及其影响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在空间上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移动。纵观古代南京的人口迁移,有高潮也有低谷,有迁入也有徙出,既与南京地区的不断开发、经济的显著发展和政治地位的变化相呼应,又随着我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而起伏。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氏族公社时...     

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移民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

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发生过的人口迁移次数不胜枚举,每次移民事件的发生都对移民迁出区和迁入区产生了诸如疆域形成、民族融合、地区开发、文化传播、城市形成与发展、人口增长和     

明清时期东莞红砂岩文化遗存分布规律探讨

梳理今东莞市辖区内明清时期的红砂岩文化遗存发现,其分布情况是：密集区在燕岭古采石场至古东莞旧城一带;稀疏区一在西北的网河平原地区;一在东南的山区。利用明清史料分析认为,密集区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明清时期莞人致力于修堤治水,促进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进而促使此地大兴土木修建各种建筑物所致。,网河平原地区形成居民点较晚;山区经济欠发达,较大规模的建筑少,并盛产花岗岩以替代,故而稀疏。最后认为,今东莞市明清时期红砂岩文化遗存的分布,实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北方移民与南宋浙江服饰变迁

南宋浙江由于战争、经济、政治等原因,迁入了大量北方移民,对宋代浙江地区尤其是杭州地区的服饰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南宋浙江地区纺织技术迅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服饰的奢侈之风。移民带来的北方服饰文化和南方服饰文化发生剧烈冲撞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南方服饰文化为主同时带有一定北方遗留的新浙江服饰文化。     

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的发展与牲畜产品输出

本文选取了清代陕西较重要的产业——农村畜养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的地域发展特征,牲畜市场的结构与分布,牲畜输出,初步匡算出清代陕西的年牲畜交易量。指出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具有普遍性的特点,遍在的农家耕畜需求以及作为交通工具役使,促进了农村畜养业的发展。另外,本地地近塞北,处于农牧分界地区,陕北部分州县半农半牧,故畜牧业发达。牲畜的交易与地方良种培育具有地缘优势,陕北"佳米驴",关中"秦川牛"、"关中驴"、"关中骡"在清代均形成地方品牌,是清代陕西对外输出的牲畜良种,在全国颇具知名度。这里每年牲畜交易十分频繁,牲畜市场发育最完善。清末陕西年牲畜交易量大体在20-40万头之间,牲畜税是地方商品中征收最多的税种,也构成陕西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与补充。从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清代陕西地方经济发展有别于其它经济发达省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人类空间选择行为与环境关系个案研究——以清代陕南秦巴山地为例

本文运用经济社会学界提出的"有限理性人"理论,从文化、风俗、政策等方面,分析了清代陕南流民在空间选择、垦殖活动以及环境变迁条件下,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结果表明,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追求单位时间上效果最大化是流民行为选择的普遍趋势。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清代陕南山地与平原、河流上游与下游流民不同行为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重新认识。     

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本文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透过陕西民间信仰,我们还清晰地发现,虽然宋代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起步,陕西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信仰习俗,如太白山信仰等。但总的来讲,这一时期陕西的民间信仰──无论是凤翔府地区用人祖先崇拜,还是汉中地区的汉君臣崇拜,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古老性,这与陕西长期处于农耕社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基于GIS的蔚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分析

以蔚州志和蔚县地名资料汇编为数据源,借助GIS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了蔚县乡村聚落商周时期至清朝3000多年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点。总体演化过程呈现由集中分布趋向随机分布的特征;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四个不同阶段的区域空间格局:"缓慢增长的壶流河一侧‘一’字形‘双核’分布模式"、"普遍增长的壶流河下游‘多核’分布模式"、"快速增长的壶流河两侧大范围增长带的空间扩展模式"、"稳定增长的壶流河两侧带状‘多核’空间分布模式"。根据演化特点和历史文化资料分析,总结了蔚县乡村聚落演化的自然条件、军事历史条件、人口迁移和经济贸易发展四个方面驱动因素。研究表明核密度估计法可以较好的表现聚落空间格局,方便历史聚落演化不同阶段的对比分析。     

明代人口分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代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明代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各地区人口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人口分布状况对社会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城镇的发展、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局部地区人口过剩和资源紧张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清代陕西植棉业发展及棉花产销格局

本文以清代陕西棉花产销格局分析入手,考察了这一时期陕西植棉业发展的盛衰起伏、变迁过程,对晚清陕西棉花品种改良与推广时间进行了辨析,初步匡算出清代陕西棉花产销数量,并对清前、后期陕西棉花运销路线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作了分析,是研究陕西农业近代化过程的一个基础。     

清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

清代是河南书院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伴随着书院的官学化,清代河南书院实现了自己的普及化,先后设置的292所书院已遍布省内各个州县。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他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斜十字状的分布格局,呈现出带状的分布特征。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比较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等成为清代河南书院较为发达的地区。     

广东地名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及景观特征分析

作为语言符号,地名是人类群体活动、经济开发和区域文化进程中的集中体现。广东地名层从语种上明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古越语地名层、地方方言地名层和全国通用语地名层。从时间上看,唐代以前,广东地名基本上属古越语时期,宋至明和清前期为南方方言地名时期,清末以来为北方书面语地名时期;从空间上看,广东地方方言地名层大抵在宋代已基本形成,清代最终形成粤方言、客家方言和福佬语地名文化景观三分广东的空间分布格局,粤方言地名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及邻近地名,客家方言地名层位于北江和东江间的广大山区、丘陵地带,粤东韩江地区则多是福佬地名文化层;从形成原因分析,广东地名层主要归究于历史时期移民、区域人内口繁衍和土地大规模开发,加之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又为族群地名文化扩散提供了条件,而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健全,最终成为广东地名层语言文化景观形成的重要机制     

明清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乡村聚落类型的地名研究

聚落的命名反映了人类在聚居时对不同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 ,走廊内由腹地的平原和低山丘陵区到两侧的中高山区都有人口的分布 ,受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聚落的类型也比以前丰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使走廊内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乡村聚落。明清时期走廊内有大量人口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迁入 ,宗族势力的巨大约束及内聚作用使走廊内出现了大批以家族命名的乡村聚落。     

清代甘肃进士的地理分布

清代甘肃进士的区域分布总体上受自然地理条件、民族构成等因素的影响;秦州和武威两地进士中式较多,地方书院教育和在任地方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其他省份相比,清代甘肃进士中式数量偏少,其中陕甘长期合闱影响甚巨,同时甘肃地方社会支持乏力,以及本土的经济状况、社会动乱等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