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赐给达赖、班禅的金印

颁赐给达赖、班禅的金印西藏早在公元八世纪吐蕃前期已使用金印，元明以来，历代中央王朝敕封西藏政教领袖也多颁赐金印，以为其执掌政教的印信。１６５２年，五世达赖应召晋京，返藏途中，清朝廷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颁赐金印...     

金瓶掣签

金瓶掣签金瓶掣签是清朝乾隆末年以来认定达赖、班排等蒙藏大活佛的法定程序。１７９２年（乾隆Ｈ十七年）清朝中央颁赐一金瓶于拉萨大昭寺（后移布达拉宫），专掣达赖、班排等藏族呼图克图以上的大活佛；再颁赐一金瓶于北京雍和宫，掣定蒙古各部呼图克图以上的大活佛。金...     

书“福”颁赐

清代自康熙以后,每年入冬,皇帝都要亲自书写“福”、“寿”字,颁赐给后妃、近侍、近支王公和内外大臣,同时还给翰林颁赐笔、墨、笺纸等物。这是封建王朝对臣下的一种特殊恩宠。作为宫中的成例,它一直延续到溥仪被逐出宫。据嘉庆年间成书的《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六“宫中事例”记载:康熙年间,偶蒙     

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

比较存世的两种明代大统历日,可确定其多数为普通民用历日,另一部分应属亲王用历,即王历。明代颁赐王历制度可以从王历之意义、颁历方式、王历使用者身份三个方面进行审视。明代颁赐王历制度之建立,当基于洪武封藩之政治理念。王历使用者,最初定位为亲藩阶层。颁赐王历之意义,可由《大统历》历注制度体现,它进一步区分选择活动等级,强化了统治秩序,给予亲藩阶层极高的待遇。明廷颁赐王历,设有专门的王国受历礼仪、使节之制。洪武以后,明廷推行削藩政策,亲藩地位日益走低,相关政策渐次出现调整:王历规格相对降低,颁赐方式有所简化,王历使用阶层扩大。     

居延地区出土“率善校尉”印章考据

赐印始于汉宣帝,新莽魏晋,历代相沿。尤因曹魏时间短促,颁赐给少数民族将领的官印较为罕见。现藏于额济纳博物馆的"率善校尉"驼钮铜印是目前较为珍稀的魏晋印章存世品,也是反映魏晋时期对居延地区统辖关系的重要物证。     

邯郸金质“关中侯印”小考

邯郸市发现的金质"关中侯印"出土于赵都邯郸两汉时期的贵族墓葬区域内。"关中侯"的设置始于东汉末年,是一种安抚诸侯王的虚衔。邯郸历史上曾有孙资在魏晋时期被赐爵关中侯,推测这枚金印极有可能就是当时颁赐给孙资的。     

四川眉山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ⅡT0767发掘简报

2017年1～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出水各类文物3万余件。其中ⅡT0767出水金、银、铜、铁器86件,包括金册、银锭、铜钱和各类首饰等。从器物年代题记、金银器造型和工艺来看,遗址形成的最初年代大致在明末清初。金册、库银这类属于藩王府和官府的器物出现在江口岷江河道内,当与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江口沉银有关。本次发掘出水的大量器物对于研究明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铁券通论

铁券,作为古代帝王赐给功臣并使其世代可享受某些特权,尤其是犯常罪免死的凭证,很早就在中国出现。在唐以前以贵族政治为主流政治形态的社会里,它的存在是贵族政治的产物。但在官僚政治成为社会主流政治形态的明代,朱元璋却把给功臣赐铁券这种贵族政治的产物制度化。但这种制度很快就被后世君主的个人政治要求、大臣向皇帝乞券、宦官干预颁赐或直接剥夺某些功臣的铁券而破坏。使铁券的颁赐出现一系列异化。明太祖把铁券实施的制度化以及明中后期铁券实施的异化,在官僚政治成为主流政治形态下仍存在贵族政治的前提下,是一种历史倒退。因为铁券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同时它又对君主专制和封建法权构成了破坏。     

修德寺与修德寺塔

曲阳修德寺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年),现仅存遗址。修德寺塔的始建年代在隋仁寿元年(601年),是隋文帝颁赐舍利之塔,现存的七层砖塔为宋代遗物。修德寺遗址曾发掘出土北魏至唐代的石造像2200多件,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佛教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同时证实了曲阳是定州系白石造像的中心,为研究曲阳石雕发展史提供了依据。     

孔子博物馆藏木工册鼎

一著录木工册鼎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颁赐孔庙之后多有著录,较早的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曲阜县志》、嘉庆九年(1804)《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及道光四年(1824)《金石索》。其中乾隆本《曲阜县志》对乾隆帝颁赐"商周十供"有较详细的描述:乾隆三十六年,皇上临幸释奠,特降圣谕:前岁修葺太学告成,因念阙里庙堂设有牺象诸尊,爰择镌藏周范铜鼎、尊等十事陈之大成殿,用备礼器。兹临幸曲阜,祗谒先师,阅视所列各器不过后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古。     

从江口出水金封册看明代封册制度

正2017年1～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的一大收获是发现了数十页金、银材质的明代封册,这些封册为明王朝和大西政权册封后妃、太子、公主、亲王、郡王等或其配偶所用。此次发掘出水封册中的两页已在《文物》本期公布,另有学者披露了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征集的两页金册的信息,此     

明洪武二十八年“奉天诰命”和马林夫妇雕像

一九八○年五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在卓资县征集到一件明朝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6年)的“奉天诰命”。这件诰命是皇帝颁赐给马林夫妇的。我们带着诰命走访了马林夫妇的后裔——已年逾八旬的马五老人。老人还拿出了马林夫妇的雕像。诰命和雕像是他家的传世珍宝,代代相传,年年奉祀,已保存了五百七十余年。十年浩劫中,曾经历了一场失而复得的悲欢。如今,愿交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妥善保存。现将“奉天诰命”和雕像的有关情况,介绍如下。一、“奉天诰命”的形式与内容“奉天诰命”是一件长473.3、宽31厘     

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

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准秦桧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十三年,从秦棣议以拓本颁赐各地州学。十四年,从汪勃议命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高宗刊刻御书《孝经》的政治动因在于表彰圣孝,平息绍兴和议带来的谤议。学界此前认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仅存残石,笔者近于阳新县博物馆发现了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完整实物,且石刻后附有久佚的秦桧跋。通过校勘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我们,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     

浅议中国的免死文化

熟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一百单八将里有个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在宋江等人大闹高唐州后上梁山入伙，为山寨掌管钱粮二头领之一。此人原系后周皇室嫡系子孙，因宋太祖赵匡胤夺取柴氏政权后，出于安抚前王朝的皇室，向天下百姓显示自己心胸气度的考虑，遂颁赐铁券     

高安市博物馆藏两道敕命考

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藏有清嘉庆十四年(1809)颁赐的两道敕命,其一为封赠傅作求之祖父母,其二为封赠傅作求之父母。据考证,傅作求为嘉庆六年(1801)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其祖父母、父母是在去世后因推恩而受封赠的。这两道敕命反映出清代封赠制度之森严等级与虚荣性,所谓封赠,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笼络臣子为其效忠的御用工具。     

“汉委奴国王”玺与“广陵王玺”的铸、雕比较——过古倭奴国札记

日本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印”和中国扬州出土的“广陵王玺”,均为东汉光武帝颁赐的珍稀文物,对研究当时的中日文化交往史和玺印制度及工艺等价值颇巨,但长期以来,对两玺作精细的比较研究者甚寡.本文作者有幸亲手接触两玺并作长时间的入微观察,遂从玺印学入手,撰成此文,提出两玺颁赐时间虽几在同年,然雕造时却出自两人之手,纠正了前人所谓二印由同一工匠所成的说法.     

佛国于阗

和田古称于阗,于阗国的建立应该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中原王朝也就是这个时候方通过张骞知道了于阗这一神秘的国度。公元前60年,西汉政权首次在轮台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各国,于阗也就在这时候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归属西域都护,自于阗王以下均接受汉王朝颁赐的印绶。     

张献忠“沉银埋宝”初步研究

正张献忠是明末著名的农民军领袖,曾于崇祯十七年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近年来,四川彭山江口镇发现了大量银锭、金册、银耳环等文物,与记载中的"江口沉宝"颇多吻合,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界关注。历史上对张献忠"宝藏"的埋藏地点有很多种记载。一种认为宝藏在青城山普照寺,一种认为藏宝于雅安州府芦山县青衣镇(郑光路《张献忠"藏宝"的历史黑     

清御书处镌碑刻帖事务述略

清代御书处隶属内务府,然其具体情况却鲜为人知。从文献档案和清宫遗存拓本实物分析来看:御书处负责宫廷镌碑刻帖事务,当时御书处的工匠分在编和外雇两种,待遇各有明确细化的规定。镌碑刻帖所用石料多为来自房山大石窝的艾叶青石,墨迹刻石要经过钩墨、顶朱等工序。宫廷所镌拓本数量众多,除了用于颁赐给皇室宗亲、使节、传教士及致仕的老臣外,还陈设于殿堂供欣赏临习。     

内耗与纷争:《红史》至大二年圣旨所见元朝政治博弈

成书于14世纪中叶的藏文史籍《红史》,收录了一道起初被认为是元成宗颁赐给藏族僧众的"优礼僧人诏书",后经德国学者傅海波研究,认为颁布时间应在元武宗至大二年,其说信实可从。他的这一结论为我们认识该文献的史料价值提供了全新视角。通过复原与考析,可以确定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道元朝皇帝遍谕各地且全文完整的护持类圣旨;将其与传世文献对勘,足以梳理出该圣旨从制定出台到旋被废止的整个过程,亦体现了维护僧人特权集团利益的宣政院与以中书省为代表的三大传统中央机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