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財政中樞管理體制演變考論

在唐後期經五代到北宋初期財政中樞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中,雖然唐末曾出現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個别事例,後梁曾設置建昌宫使、國計使、租庸使分擔了一部分財政中樞的職權,但總體上看,唐末、後梁實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後唐纔正式改行一人專判三司制,但專判人選來源有多途,其職銜稱號有多種;任命財政最高長官時,"判三司"與充"三司使"是兩種不同的正式職銜,輪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爲"判三司"之後也可被稱爲"三司使"。後唐的一人專判財政三司制顯示出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爲後晉、後漢、後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繼承。與此同時,專判者的權力逐步增强,地位明顯提高。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辛亥革命時期清廷的戰時財政運籌

戰時財政是一種非常態財政,辛亥鼎革期間,爲配合戰爭機器運轉,清廷被迫放棄預算財政軌道,轉入停辦其他新政,籌措所有潛在財源,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狀態。在部庫與省庫均近乎告罄的情況下,部省極力籌畫舉借外債,但先後格於列强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統兵將帥與北省督撫極力獻策發掘内款的各種方案,卻依然難遂人願。因部庫窘困,清廷針對戰時請款不得不流於敷衍,空言指撥,而無實際,戰時財政運籌由此陷入絶境。它折射出財政改制面臨巨大變故後,國省財政應對乏術,内外疏離趨於顯性的極端態勢。     

疆土爲大局之所繫——張之洞與中越勘界

中法戰爭中,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主持軍務,坐鎮後方,指揮調度,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爲時人和後人所津津樂道。但是,在這場戰爭尾聲的中越勘界中,他的作爲卻較少被人關注。其時張之洞奉命會勘中越邊界,雖然並非主事者,但敏銳地認識到勘界事關國家安危與領土主權,任務重大,影響深遠,不容有失。他着眼全局,不僅勘界前密陳機宜,建言獻策,而且對於所轄廣西、廣東界務尤爲究心,協助勘界大臣鄧承修較爲順利地完成勘界任務,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張之洞也見證和體驗了對外交涉的艱辛與無奈,認識到涉外事務與國家的强弱有關,並趨於理性務實。這對其完成從詞臣到疆吏、由清流入洋務的大幅轉身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從唐朝後期的“省司錢物”到五代的“系省錢物”——五代財政管理體制演變探微

<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更迭的五代,既是唐朝後期藩鎮割據局勢的發展,又是北宋重建中央集權的先聲。就財政管理體制而言,五代在唐朝後期的基礎上有了重要變化,且影響及於北宋。關於五代的財政管理體制,現有研究多矚目于中央財政主管機構的演變1,對於五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這一財政管理體制的重要内容則尚未有專論。事實上,五代的藩鎮對於唐朝後期以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制度之利弊感同身受,其間     

明清翰林院祠祀韓愈考

明清時期,韓愈被尊爲翰林院土地神。韓愈雖未曾任翰林官,但其文在明初受帝王和翰林院推崇,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地位在此時奠定,且韓文有當時詞垣所重視的＂清廟明堂氣＂,故而於明代作爲土地神祠祀於翰林院中。同時,這一祠祀也與其在明初被仙化爲神有關。受翰林院祠祀韓愈的影響,清代中期以後,民間亦將韓愈作爲土地神崇拜。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再論唐代的使職和職事官——李建墓碑墓誌的啓示

本文認爲:在唐代,舉凡沒有官品的實職官位,都是使職,如史館史官、知制誥等。由於沒有官品,使職常以"他官充某職"的方式來委任。使職的特徵,主要有三:(一)使職與掌權者之間有一種信任,有一定的"私"關係;(二)使職的權力和享有的好處,遠多於類似職位的職事官,以致職事官以爲使職"侵奪"了職事官原本的權益;(三)使職常不載於正規的政典和職官志,乃正常現象。本文還認爲:使職遠遠早於正規的職事官制,在人類最簡單的"遊羣"(band)組織階段就已形成,乃人類最本能的發明之一。到了帝制時代,當掌權者發覺正規職事官無效率時,重新委派使職來替代職事官,以致在唐後半期,使職取代了超過一半以上的職事官。這是一種"革新",是推動唐代官制演化的一大動力。     

從牟巘《陵陽集》看南宋的地方官

南宋官員牟巘,入元後退居湖州,在江南文人中頗有影響。其生平事迹不詳,從所著《陵陽集》中,得知他曾出任武岡軍知軍,其中有關文獻記錄了地方官處理當地政務的措施,爲宋代地方行政史補充了具體實例。史籍和地方志失載牟巘曾在武岡任職及事迹,本文試圖發掘有關資料加以闡釋。主持祭祀是當時地方官的重要職責,因此重點介紹當地民間信仰的神靈,闡發其與現存古迹和神廟的歷史淵源。     

家族譜系·政治參與·關係網絡：中晚唐士族的三個側影——從《唐鄭遂誠墓誌》談起

《唐鄭遂誠墓誌》的考訂有助於從家族譜系、政治參與與社會關係網絡三個角度考察以鄭遂誠兄弟爲核心的鄭氏家族。鄭遂誠先世入唐以來仕宦不顯,未能進入中央擔任官職。鄭遂誠家族作爲滎陽鄭氏的後裔,充滿了對自身身份的焦慮。《唐鄭遂誠墓誌》詳細羅列了連山房的譜系,可以視作鄭遂誠家族對士族身份的再次確認。同時,鄭遂誠與鄭通誠都被捲入了淮南和徐州的地方政治事件,並積極參與其中,獲得了士林清譽。鄭氏兄弟及後代的交友以及婚姻關係網絡,亦表明鄭氏在努力營造身份認同的同時,企圖在政治地位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唐代宰相的使職特徵和名號

受錢大昕和嚴耕望的啓發,本文重新把唐宰相定位爲一種無官品的"使職"(而非有官品的職事官),就像節度使、鹽鐵使等使職一樣,宰相只不過是皇帝任命的一個"使職",輔佐皇帝治理國家。宰相的權力來自皇帝的授予,取決於皇帝對他的信任,有相當程度的私密關係。唐初,皇帝沿用隋朝的慣例,通常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貞觀年間,逐漸改派其他官員(如侍郎等)出任宰相。由於宰相是一種使職,與其他使職一樣,在初期往往有許多使職名號,稱號不固定,有許多變動。但從高宗朝開始,已逐漸統一爲"同三品"和"同平章事"兩種。本文考察唐宰相的使職名號及其命名邏1,務求更進一步理解唐代宰相之内涵。     

以職事官爲重心:試析北宋元豐後的文官班位

宋代等級安排的基本理念,是在優先保證務實性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地維繫官僚集團内部的穩定、協調,以達到鞏固統治秩序的目的。班位,是彰顯官員身份、排定等級的重要工具之一。北宋前期,以無權責的本官爲班位的"衡量基準",根據不同的等級羣體"官與差遣分離"程度的不同,采用"分層"的安排模式;元豐改制期間,等級結構發生了改變,以注入職掌的職事官爲"重心",此時,影響班位高下的"基準項"與"優先項"二者走向了合一,班位安排的繁3)程度也隨之降低。元祐以後,爲了使君主控御臣下的手段更加多元,避免頻繁的等級下調對朝臣構成較大的心理衝擊,資序、貼職、"二府舊臣"、"曾任侍從"等要素再次介入到等級安排之中,這也使排班的原則産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漢《赤伏符》釋義

史稱漢光武帝非常重視讖緯,因《赤伏符》稱帝,又據此任王梁爲大司空,《赤伏符》也因光武帝而廣爲人知。以往的研究側重於單純考察《赤伏符》産生的時間和背景,對符文本身的解讀不夠,不利於準確把握符文産生的時間。本文結合西漢中後期的思想背景,分析《赤伏符》的内容和寓意,認爲符文中的"龍鬥野"是"帝王感生説"和《京氏易傳》影響的産物;"四七之際"是象數與陰陽五行合流理論的反映;而"王良主衛作玄武",則是由《左傳》所述的史實,發展爲占星學説,又結合五行四象一系列理論衍生的結果;並推測《赤伏符》可能産生於王涉勸説劉歆反叛王莽之時。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學術走向與創作選擇——姚鼐棄詞不作與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

清代著名學者姚鼐號稱不寫詞,在清代乾隆以後,已經成爲一個話題,受到學界的關注。考察其原因,是由於乾嘉年間的詞體創作非常繁榮,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更加成熟,從清初發展而來的詞學復興之勢進一步得到加强,詞作爲專門之學的意識更加深入人心。同時,乾嘉學人大多强調學有專精,不提倡面面俱到,而姚鼐受桐城家法的影響,在文學創作上也懂得有所不爲。從學術淵源看,姚鼐受王士禛等的影響,對詩詞辨體之説也有自己的認識。所以,他之不寫詞,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鄙視詞,而是由於對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從這種認識中,某種程度也能看出清代詞學的發展。     

唐宋人物軼事的不同風貌

唐宋人物所處時代有異,軼事的記載中面貌有所不同。唐人承前代志怪餘風,又受傳奇體的影響,記載中多真真假假的情況,宋代作者則以親身見聞爲主,很少羼入道聽途説。唐人重國史,而國史又大量散入民間,一些作者納入己作,因此時有同一題材的類同文字出現,宋人受司馬光等修史觀的影響,舊史與小説並重,惟求其真。唐人承貴族執政之餘風,李德裕在功業文章上均有建樹,其人又爲牛李黨爭中的關鍵人物,相關軼事中時見彼此攻擊造謡污蔑的不實之詞。蘇軾爲文治格局中涌現的一位新型人物,瀟灑隨意,多方開拓,充分展示出宋代文士的風采。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宦官諸使

<正>宦官是唐代政治舞臺上非常活躍的群體,一般認爲唐代宦官擅政肇始於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盛於安史亂後。除了影響深遠的宦官監軍制度外,開元、天寶時期宦官開始頻繁充任各種使職,奉使於全國各地,甚至西北邊陲的吐魯番地區也留有宦官活動的記録,不少出土文書都提及奉使西域的宦官。~(1)作爲皇帝家奴的宦官,爲什麽會逾沙軼     

大遼本非契丹國號說

契丹君主耶律德光滅後晉所建號之"大遼",本非契丹國號,實係漢地新朝、國中之國。德光北歸後,中原旋即易主,"大遼"名存實亡,方施於燕雲十六州,成爲契丹專用於漢地的國號。     

再論“大蒙古國”國號的創建年代問題

"大蒙古國"國號的創建年代,歷來頗受爭議。本文認爲,至正初年成書的《至正金陵新志》"大朝建號"及《佛祖歷代通載》"大蒙古國號始建"之史源與《太祖實錄》有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據此可知辛未歲建號"大蒙古國"。與此密切相關的歷史背景是,辛未年爲蒙古伐金之開端,對蒙元政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的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