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天命

《論語》中孔子對"命"與"天命"的使用大體上是有分别的,前者指人力不可違抗的命運,後者指體現儒家道德法則(即合乎"仁義")的"人生一切當然之道義與職責"(錢穆語)。孔子在不同場合所説的"天命",都有其具體所指。如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天命",可從劉寶楠説解爲"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結合其一生行事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所收《子羔》篇等有關材料來看,當指孔子五十五歲左右在魯國從政失敗出逃、體悟到上天所賦予他的真正使命是"傳斯文"——整理傳承記載着古代聖賢之道的典章文獻、禮樂文化。孔子爲了推行他的"仁義",賦予傳統"天命"以新的内涵;但他對傳統的"天命"説和"天"的觀念,雖有所懷疑或否定,卻並不明確反對,甚至仍有相當大的繼承。孔子對於"性與天道"的態度也與此相近。     

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

吐魯番文書中保存了較多的道經殘片,基本都是抄寫於唐代西州時期。通過對德國及旅順博物館所藏的數件重要道經進行考論,證實了唐代西州道經三洞經典存續完整,又據旅順博物館藏LM20-1460-37-14《太玄真一本際經》殘片的卷題,認定其爲五卷本系統,並進一步推論至遲到唐太宗貞觀末年,唐代西州已有道教傳播與道經傳抄。此外,根據目前整個吐魯番出土道經的狀況,比較了敦煌道經、吐魯番道經及《南竺觀記》所載經目的差異,對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情況與"開元道藏"的關係再作檢討。     

解答与讨论问题

要瞭解漢武帝在當時為什麽獨尊儒學,必須從他學說的内容、所代表的階級性,及舆其所處時代的关系方面來看覀兯等寮覍W說的形成,是以封建的等級制度与宗法的財產繼承制度為基礎的,它是為維護旣經破壤的封建秩序而服務的,所以儒家學說的主要內容,就是以親親尊尊的倫理觀念為中心以‘禮’為標準來维護封建社會的等級身份制度的。親親尊尊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君臣父子間的等級身份与相互關係,是以禮為準則‘禮,經团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沒有禮的維持,則父子君臣之間的正當關係,就要破壤:‘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這樣天下便大亂了。儒家學說,旣是講尊卑等級,     

《孝經》兩種西夏文譯本的比較研究

出土西夏文獻中,發現三種《孝經》類文獻材料,分屬於吕惠卿《孝經傳》與唐玄宗《孝經注》兩種不同文獻。兩種材料中《孝經》經文差别很大,本文從多角度進行比較,明確其出自不同譯者之手,爲不同的兩種西夏譯本。本文並對此前未解讀的俄藏十二章經文與英藏本同存世、漢文本作對勘解讀。《孝經》多種書題的翻譯以及兩種不同譯本的存在,表明儒家經典《孝經》在西夏時期流傳甚廣。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戰國至漢初儒家對古典禮樂的傳承考述

戰國至漢初儒家對古典禮樂的傳承,在"禮"的方面,可分爲傳承禮"義"、傳承禮"儀"禮"容"。其傳承方式是或著於竹帛,或直接傳習"禮"的禮典和動作。在傳承"樂"的方面,表現爲爲《樂》的成書及亡佚。經過戰國至漢初儒家的傳承,宗周禮樂部分地保存了下來,但已不再是周代舊"禮"下禮的"義"、"儀"、"容"渾然一體以及禮樂水乳交融的狀況。     

京都大學所藏劉炫《孝經述議》殘卷考論

隋代經學家劉炫自創"述議"解經體,其所作諸經《述議》曾被孔穎達選作《毛詩正義》、《春秋左氏正義》的底本,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但其書自晚唐五代亡佚後,中土學者即難睹其真顏,至20世紀中葉,乃有《孝經述議》殘卷重見於日本。本文以此殘卷爲中心,對劉炫創立"述議"體的原因、"述議"體的解經特點、劉炫的經學思想與解經風尚、《孝經述議》在中土的亡佚及其在日本的流傳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探討,並對《孝經述議》殘卷中大量引文的輯佚、校勘價值進行了初步的列舉。     

鄉飲酒禮上的遵與僎

據禮書記載,在先秦的鄉飲酒禮上,有一種參與者稱"遵",還有一種參與者稱"僎"。前者見於《儀禮·鄉飲酒禮》及《鄉射禮》,後者見於《禮記·鄉飲酒義》。多數人的看法是把遵、僎認作一事的,二字被認爲是通假關係。但哪一個是本字,學者有異説。人們繪製的鄉飲酒禮圖,也相應形成了兩個類型:以《儀禮》爲本的禮圖取"遵",以《禮記》爲本的禮圖取"僎"。進而遵或僎的具體身份是什么,也造成了若干經學糾葛,諸説紛紜,並影響到了宋明清王朝的鄉飲酒儀注。有一種觀點認爲,"遵"是到場觀禮的高官,而"僎"爲幫助主人行禮的屬吏,把他們混爲一談是鄭玄注造成的,二者以區别開來爲好。本文把初步梳理提供給相關研究者,以供研判參酌。     

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録文疏失舉正

<正>《名僧傳》,梁代沙門寶唱撰,共三十卷。該傳成書於慧皎《高僧傳》之前,是中國佛教早期僧傳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該傳早佚,部分内容僅見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沙門宗性摘抄的《名僧傳要文抄》與《名僧傳指示抄》。由於《名僧傳》原書不存,因此宗性的抄本就成爲我們了解該傳内容的主要依據。宗性抄本原件現藏於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日本方面早年以此爲底本進行過録文,收在《續藏經》第七十七册(以下簡稱"續藏經本")。然而,根據筆者對續藏經本以及     

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

"詞史"作爲詞人對"詞""史"關係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其創作傳統在清初基本形成,但其潛流卻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關時事批評的傳統,自南宋以來分爲直敍式紀實、微言式隱喻兩種模式。然較之稼軒詞在元明兩代的長盛不衰,以《樂府補題》爲代表的宋遺民詞及其隱微寫作,經歷了較長的"失聲"狀態,直至晚明清初詞籍出版的復蘇,方被重視並重新抬頭。梳理這兩種模式在元明時期的發展狀況,發掘其中的典型文本,有助於我們更連貫地認識宋詞經典與清"詞史"代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而"詞史"在清代的情況,與其執著於在陳維崧、周濟、謝章鋌諸家中尋求一個"成立"的坐標,不若考察清人如何通過對唐宋詞正典的闡釋回歸,完成"詞史"從詞學範疇到詞審美範式的建構。只有立足於詞體發展的獨有特徵,及對唐宋詞經典的闡釋力度,方能發展出有别於"詩史"的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學説。     

沈文倬先生關於漢時“《士禮》”稱名說辨正

<正>流傳於世的儒家經典《儀禮》一書,在漢時曾被稱名為《士禮》。該稱名,一見於《史記·儒林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①再見於《漢書·藝文志》:"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見於《漢書·     

祥瑞與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通過與宋真宗朝的比較,本文探討了北宋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及其所體現的政治文化背景。徽宗朝祥瑞體系與傳統的區別在於:首先,徽宗朝的祥瑞是日常存在的,而非突發的事物。其次,徽宗朝瑞物的核心部分,是當下的製作,主要是新製禮器。再者,君主本人是祥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建設,並非爲了合法性,而是展現了徽宗時代"自我作古"的歷史定位;其内容與手段,則體現了"儒學復興運動"之於現實政治的雙刃劍意義。     

被忽視的義理——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之英譯及其反響

本文利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之英譯本及西方學界的相關書評,主要揭示譯者富路德對原著的改造,並勾勒此書在美國漢學界所引起的爭議。富路德不厭其煩地爲原著添加大量注釋以幫助西方讀者閲讀,卻删去了頗含義理意味的陳寅恪序。陳垣在《華化考》中展示出的史料蒐集功夫受到了評論者們的一致認可,但他的時代關懷卻不太能受到西方學者的理解與認同。尤其在美國,牟復禮與拉鐵摩爾等學者對此書批評尤多。美國學者對義理的忽視,不僅在於陳垣微言大義的筆法有些曲折,還在於他們與作者之間所存在的情感隔閡。     

先秦旌旆考

《周禮》所記"九旗"之一的旌,常被認爲是先秦旗幟的一種通制,而不是旗;旆則本是旗幟的一個組成部分,卻又常被當作是一種旗。本文通過對傳世文獻及新出簡帛上所記旌旆材料的分析,對比出土文物上所繪的旌旆圖像,認爲旌確是先秦時被廣泛應用的一種旗幟,而旆作爲一種旗的附件,由於功能特殊,且與旌的關係密切,可用來指代軍旗,因此纔和旌産生了混淆。     

朱子《家禮》中的始祖

《家禮·通禮·祠堂》"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注云:"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又《喪禮·大祥》"告遷於祠堂"注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别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於墓所不埋。"上注"始祖",顯然指大宗始祖别子。但《家禮》中的始祖並不都指别子。《通禮·祠堂》"正至朔望則參"注曰:"冬至,則祭始祖畢,行禮如上儀。"《祭禮·初祖》"冬至祭始祖"注云:"程     

試析關於宋孝宗“憎恨”宋高宗的兩條資料

余英時先生用以證明南宋孝宗對高宗潛意識中"憎恨之情"的兩條資料,似都缺乏說服力:第一條徐經孫疏中"家老子"應依《宋史》爲"曾覿"二字之誤,與不意流露憎恨高宗之情無關;第二條孝宗鎖閉"高宗留下寶器圖畫",乃謙虛美德,並非出於對高宗"生前的世界"之"抗拒心理"。     

《民約通義》:上海大同譯書局初刊本的新發現及其意義

新發現的上海大同譯書局本《民約通義》,不僅提供了盧梭《民約論》最初刊本的實物,證明1898年大同譯書局確實刊印過此書,而且對於重新認識該書在近代中國早期的出版、傳播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它可以糾正以往研究中對諸如作者和譯者名稱等的一些錯誤認知,有利於澄清《民約通義》早期版本著録的混淆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問題。文中探討了大同譯書局本、上圖本的相互關係,論證上圖本來源於大同譯書局本,對其兩次修改情況與文本的異同做了具體的比較分析,並進而揭示了康梁維新派與盧梭《民約論》之間的關聯性。     

《晉書》陶侃“折翼”之夢與“窺窬之志”探賾

傳世《晉書·陶侃傳》所記陶侃的"折翼"之夢以及與之相關的"窺窬之志",其文本來源並非正史,而是劉宋時代劉敬叔撰著的志怪小説《異苑》。《異苑》陶侃"窺窬折翼"的故事原型,雖然出自東晉王隱《晉書》,但通過細緻比勘可以發現二者在文本細節與表達旨趣上的巨大差異。從王隱《晉書》到劉敬叔《異苑》,"夢翼"故事經過了層累的改造與擴充,其變化與晉宋時代上下游荆揚之爭的嚴峻現實若合符節,反映了六朝小説作爲"史官之末事"所透露出的時代與社會意識信息。唐修《晉書》對陶侃傳記所涉"折翼"史料的審擇不嚴與因襲不改,又形成新朝正史體系内陶侃"潛有窺窬之志"的歷史記錄以及附著其上的價值評斷,並因唐前其他諸家晉史資料的逐步散佚,最終成爲了後世治史者權威的取信來源。     

關於王通的《續六經》與《中説》

隋末思想家王通兩部主要著作《中説》與《續六經》,一存一佚。本文通過分析王通的文化背景與家世淵源以及《中説》中有關《續六經》,特別是《續六經》中《元經》的材料,對《續六經》的指導思想問題提出己見。認爲,王通《元經》乃至整個《續六經》的指導思想主要源自僞古文《尚書》和僞孔傳,其基本精神與"南學"一脈相承,其目的主要是肯定北朝的正統地位。最後,對王通與宋學的淵源關係有所揭示。     

中古中國賓禮的構造及其演進——從《政和五禮新儀》的賓禮制定談起

從《周禮》的記載到帝制時代的禮制實踐,賓禮的構成伸縮不定,致使其內涵難以清楚界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和五禮新儀》賓禮調整的依據,提示了從"不臣"和"不純臣"的權力角度來探析賓禮實質的可能性。鑑於"不純臣"的諸侯、"不臣"的二王後和夷狄與賓禮演變關係密切,本文分別從郡國、二王三恪和周邊政權的角度來探討賓禮的外延、內涵,並指出中國古代賓禮的內涵大致穩定,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賓禮的具體對象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