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袾宏及其弟子爲例

晚明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之後對佛教始終態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對天主教的反應既顯遲緩又呈現從溫和到强硬的轉變。本文通過追溯杭州雲棲寺羣體(虞淳熙、袾宏及其門人)與利瑪竇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間的數次互動,辨析佛教界應對天主教挑戰時態度的變化趨勢——從忍讓調和到日趨嚴厲,由此窺視晚明佛教的社會處境以及當江南地區同時成爲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後呈現的文化衝突如何影響着佛教界人士的應變方式。這種現象説明,在一個並不有意倡導文化交流的時代,兩種傳統遭遇之後爲保持自身特色會怎樣本能性地自衛。由此更應體認,文化與思想的對話應該是當今世界的基本議題。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華梵兼舉,即文會貫——從佛典翻譯的一種獨特解釋看佛道關係及所表現之文化心理

本文考察了中國宗教史上一個重要而有趣的現象:對佛教翻譯經典,用漢字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來解釋某些譯名的意義,並通過這種考察,對中國歷史上佛教、道教的複雜關係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宗教史中鮮明的中國文化本位觀念以及佛道兩教在彼此消長中相互借鑑的狀況。同時,以清代道士閔一得爲中心,對采用這種方法的内在原因進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心同理同是中國宗教、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觀念。這一觀念是使中國宗教長期以來形成一種相對和諧狀態的重要因素。     

向達與張大千——關於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學術史考察

作爲著名歷史學家和敦煌學家的向達與著名畫家的張大千,由於敦煌而結緣並結怨。1942年,向達因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到達敦煌,此前張大千已率親友在敦煌臨摹壁畫。由於對敦煌石窟藝術保護、研究、臨摹的不同看法和態度,雙方發生了矛盾。向達在1942年12月的《大公報》上發表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對張大千在敦煌的行爲作了批評和指責。向與張的矛盾或衝突,首先是是非之爭,即張大千在臨摹壁畫時對敦煌藝術的破壞,作爲學者的向達要保護敦煌,反對、制止這種破壞。其次,也有考察期間經濟、生活等特殊情況的因素,同時還應該是學術觀念之爭。他們之間的學術之爭,涉及了當時的學術理念、生活狀態、學術團體與個人、學界與政界的關係。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蘇維埃時期材料的選擇与分类

在着手蒐集蘇維埃時期材料時,博物館工作者立刻遇到一個必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作爲地誌博物館材料選擇與分類的基礎,到底應採取怎樣的一個原則? 這時應該遵循的總原則是:認識藏品部門與陳列的基本任務,‘用陳列地方曆史、經濟、文化、     

杜集宋本編次源流考論——兼論《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成書淵源及意義

杜集宋本從編次上可分爲分體本(按體裁)、編年本(按時間)與分類本(按内容)三種系統。今存杜集的祖本王洙本是分體本,但王洙本的源頭是大致按時間順序編纂的唐代"舊蜀本"。此後宋代杜集編纂一方面以王洙分體本爲祖本,另一方面又順應杜詩"詩史"性質,將分體本重新編纂爲編年形態,這就形成了"唐人‘以時爲序’之本——宋人分體本——宋人編年本"的否定與否定之否定。這種編次矛盾達到一定程度後形成調和,出現以分體本爲框架、又對每首詩加以"題下繫年"的《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體例甚奇"的"海内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實際上正是以《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爲底本,既保留每詩"題下繫年",又進一步以"體下再分體"方式編纂而成,成爲宋代杜集分體、編年調和的最終、也是最典型的文本形態。研究杜集,相對於宏觀的"卷帙分合"與微觀的"異文校勘"兩個層次,中觀層次的"篇目編次"研究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與便於操作三點優勢。這對唐人别集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吐魯番新出《冥訟文書》與中古前期的冥界觀念

吐魯番新出《北涼緣禾二年(433)高昌郡高寧縣趙貨母子冥訟文書》是一份珍貴的史料。它模仿陽世官文書的格式進行書寫,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爲我們認識閻羅信仰在中國中古時期的流衍提供了新材料,同時也使我們對於五涼時期高昌佛教的發展水平有了新的估計。與墓券材料强調"生死永隔"的冥界觀不同,《冥訟文書》透露出的祖靈觀念呈現了更爲複雜的情境,死去的先人與陽世的家庭仍然保持了緊密的聯繫,甚至可以對陽世的家庭糾紛進行裁決。因此,這是深入認識中古前期民衆冥界觀念發展的鮮活而生動的個案。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安知同穴者——從傅永故事看北朝女性的合葬與權力

北魏傅永喪葬故事是一個“箭垛式”的事件,充斥着種種尖鋭的衝突和糾紛,是觀察北朝妻妾關係、喪葬制度乃至政治文化的重要線索。以胡太后爲代表的國家權力,最終否定傅永葬於洛陽邙山的遺願。時人和史家對此顯然持批評態度。誰與男性家長合葬,無疑是困擾北朝一夫兩妻或多妻家族的難題。北朝並無禮法規定前妻爲尊,後妻地位有時更高。合葬方式也是北朝喪葬制度與實踐的組成部分,同時體現出華夷觀念的分野。華夏高門延續漢代大族的合葬方式,以同穴異棺或同穴異室爲主,而胡人或胡化漢人的合葬墓,有時采取同棺合葬或石床合葬等形式。     

從“胡亂”小說看古代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李氏朝鮮王朝與明王朝維持着密切友好的宗藩關係,尊行共同的儒家華夷觀念,並在華夷框架下對周邊國家及民族進行了相應定位。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際乃至清朝建立很長時間之後,儒家華夷觀都深深影響着朝鮮對待明朝、清朝的立場,並在相關的"胡亂"小說中有大量體現。本文梳理不同時期"胡亂"小說的創作特點,由此探尋古代朝鮮社會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過程。     

朱彝尊《解佩令·自題詞集》新探:文本索隱、詞史觀照與典範生成

朱彝尊的詞體創作與理論之間存在時間錯位,康熙十一年(1672)至十八年,是朱彝尊形成其個性化詞學觀的關鍵時期,在此之前,他並無自覺的詞學觀,在此之後,其詞學觀影響漸廣,但本人之創作熱情急劇消退。朱氏《解佩令·自題詞集》只能對應康熙十八年《浙西六家詞》本《江湖載酒集》,是劃分其詞學道路的重要界標。該詞對豔情題材的反復闡説,與清初詞壇豔詞話語中的焦慮、悔尤心態相呼應,也反映出朱彝尊與試“博學鴻詞”時的幽微心理。《解佩令·自題詞集》成爲後人解讀朱詞的重要依據,詞中對詞學師法、寫作特點的自陳在後世詞論中得到持續演繹,而該詞的體、調、韻、語句同樣澤被深遠,這些因素共同推動其躋身清詞名篇之列。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再注八十四則

梅堯臣是北宋中期的著名詩人,與同時的朝廷要臣、州縣官員及詩文大家都有較多往來,應酬唱和詩篇不少。20世紀70年代末,朱東潤先生對梅詩作了系統編年校勘,並廣采夏敬觀先生成果,爲之補注,以《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時過二十餘年,筆者對夏氏、朱氏未能釐清的人事略有心得,遂逐頁排比對照,撰文名爲《再注八十四則》。卷頁與詩題均按朱先生原書開列,詩題後括注《全宋詩》第五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所收梅詩頁碼。狗尾續貂,敬待高明不棄教示。     

孝道與悖逆之間:唐肅宗設立南京與南京改置

唐軍收復長安之後,玄宗返京,不久,肅宗便以蜀郡爲南京成都府,這是對玄宗尊崇的政治姿態和孝道的自我展示。同時肅宗也以平叛期間自己行幸的岐州爲西京鳳翔府,建制同京兆府,而南京成都府卻沒有這樣的待遇。這種差異乃是肅宗對玄宗的有意壓制。肅宗以最爲親信的大臣裴冕爲成都尹,意在接收蜀中的地方勢力,從而削弱玄宗的權威影響。上元元年(760)九月南京改置的真正原因,並非史籍所載的呂諲奏請,而是出自肅宗之意,是"去玄宗化"的最後一擊。此外,肅宗以荆州而不是其他的州作爲南都,則與當時荆州特殊的經濟、交通、軍事樞紐地位相關,長江中游地帶的得失關乎整個平叛大局和唐王朝的命運。京府、赤縣、畿縣的增多可視爲中央權威"差遣"地方化以應對地方秩序危機的一種表現。     

“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奇"一詞先後被賦於三種文體意義: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的文人南戲。而它們在當時皆有各自被普遍接受的通用名稱,分別是傳記(或"雜傳記")、雜劇、南戲,所以,以"傳奇"賦名之,相對於那時的通用稱名來說即屬於"改稱"。對於同一種文體來說,"傳奇"稱名與當時的通用稱名所基於的立場和觀念是不同的。而對於這三種文體來說,它們被賦名"傳奇",所基於的觀念和立場,所着眼的文體屬性和價值是前後相承、密切關聯的。在此過程中,"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被注入了兩個重要的內涵:一是强調這三種文體的文學屬性,二是彰顯與通用稱名所蘊含的觀念的對立。     

“有懷無與語,聊和古人詩”——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爲不僅僅在同時代的文人之間進行,而且亦可由後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來完成,這就稱作"追和",也是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的特殊方式。韓國古代文人透過追和中國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種時空相異而情感交流的詩友關係,對韓國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學交流。本文擬以韓國古代文人對唐人的追和詩爲對象,來探討這些詩的概況、類型及意義。     

論《老子》首章及其“道”的原型

"道"是老子哲學的核心概念,其思想素材來源於上古時代的生命發生觀。這種觀念認爲:人類的個體生命始於婦孕三月之時,亦即胚胎初分陰陽之時。在此之前的受精卵是作爲元氣存在的;到嬰兒自母腹降生,生命便進入"有名"的形態。老子據此建立了"道"、"始"、"母"等概念,進而提出了他的宇宙生成圖式、倫理學圖式和宇宙演化圖式。這些圖式是上古時代公共知識和儀式行爲的産物,須在人類學視野中加以考察。     

《周易略例》的略例——王弼思想再探討

魏晉玄學家王弼的《周易略例》一直被學界作二類理解。一類將《周易略例》作爲王弼對《周易》的若干體例的理解,可謂就易學而易學(如朱伯崑先生)。另一類將《周易略例》理解爲王弼掃除漢易象數學而提出的魏晉新易學,可謂對《周易略例》作哲學的分疏(如余敦康先生)。本文則對王弼的《周易略例》作別樣的理解,將《周易略例》置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考察,用魏晉時期的事例印證其觀點,指出理論學說——王弼《周易略例》中的若干觀點與時代背景是可以互相批注的。本文對《周易略例》的解釋,有別於作過實(就易學而易學)的疏理,也有別於作過虚(哲學上的疏理)的解釋。     

論北魏楊播、楊鈞家族祖先譜系的構建——兼及隋唐弘農楊氏相關問題

弘農楊氏是中古時期的著姓。本文搜集北魏時期楊氏家族三十八方墓誌,通過對楊恩墓誌的考釋及楊播家族前後期墓誌世系的比對,發現楊結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並非虛構。楊播家族譜系的建構當在太和年間定居華陰前後完成,並將楊震作爲有明確世系次序的始祖,不存在所謂的曲折與反覆。楊播、楊鈞兩家在楊震、楊4)之間的世代次序方面存在不一致的現象,直到北周武帝時期,楊鈞家族的楊濟墓誌所載世系"追平"了楊播家族。長時段觀察,北魏隋唐時期,弘農楊氏對祖先譜系的建構僅存在橫向層累的現象,而且多次建構。據墓誌記載的世系考察祖先譜系時,應注意辨別墓誌與史籍兩種文本的不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