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及其對詩歌體式的要求

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以回應"南方的失敗"爲其初衷。雖然對"道德"的過度關注,影響了批評話語的理論深度,但其對於人性的理解、權力私化的反思以及文學觀念的構建努力,均展現出儒家文論批評自我體系化的特點。史臣文論批評確立了以不轉韻、尾押平聲之五古爲典範的詩歌體式,但理論的構想常錯位於文學史的實際。武德、貞觀文壇的創作既鮮少關涉南方話題,也在詩歌體式上,表現出對典範的背離。     

近體詩律標準模型校考

基於唐詩生成的兩種近體詩律模型,爲律絶創作、詩體研究和文獻校勘提供了基本準則。通過對《全唐詩》全部五七言四八句詩歌的格律統計發現,林庚和啓功先生所提格律模型呈現率相對較高,但整體上完全符合標準模型的詩作比例較小,只是隨着拗變量的增加而覆蓋面益廣。鑑於中土文獻有關標準詩型的記載出現較晚,本文基於現有詩例,從句、聯、篇等層面分類分期考察了詩律模型的生成與演變。前人受限於文本形態和技術手段,難以實現全樣本、精確化的聲律統計。將《全唐詩》、《全宋詩》甚至近體詩歌作爲一個文本集來統計,可以超越抽樣分析而把握近體詩律的要素特徵與歷史演變,避免將標準模型作爲字音研判、異文辨析、體式分别的先驗標準。唐宋詩歌的標引計量與實證分析,有望將相關研究命題交叉驗證、關聯共現,從更多維度刻畫和揭示古典詩歌的聲律特徵。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論李勣與廢王立武

李勣,曾用名李世勣,是唐初傑出軍事將領。傳統史學對李勣的評價很低,有的甚至徑直以"姦臣"相稱。關鍵是在唐高宗"廢王立武"事件中,李勣采取了支持唐高宗的立場。陳寅恪先生不以道德觀念評價歷史人物,認爲李勣支持武則天當皇后是因爲他們同屬於一個地域政治集團,這一觀點影響巨大。有學者棄用地域集團概念,轉用階層概念,認爲李勣與武則天同屬於"庶族地主"階層。考察李勣與唐高宗的關係發現,唐高宗長期信任李勣,在高宗的故臣中,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都是廢王立武的支持者。以李勣爲代表的高宗故臣在唐高宗與長孫無忌的政治鬥爭中的立場與作用,具有必然性。研究"廢王立武"事件,地域集團説和階層集團説,都有過度解釋之嫌。     

薛應旂罷黜王畿以取媚夏言説再辨

嘉靖二十四年京察,薛應旂罷黜陽明高弟王畿,此舉是否爲了取媚首輔夏言,乃是明代理學史上一大公案。顧憲成和黄宗羲對此抱持懷疑,然未見詳細論證。清乾隆學者湯修業則未能區分"致仕"與"罷黜",以致推論失誤。民國唐鼎元指出該説乃徐階對薛應旂的"報復之辭",但將薛、徐二人關係轉惡的時間誤定於隆慶元年。其實,他們二人的關係在嘉靖二十九年就已出現裂痕。是年,薛應旂在徐階與嚴嵩的政治鬥爭中選擇了傾向嚴嵩。嚴嵩失勢後,薛應旂刻意掩蓋他與嚴氏之間的親密關係。隆慶初,趁平反嘉靖受難諸臣之機,薛應旂僞造遭受嚴嵩陷害的經歷,上疏朝廷請求改正考察結果,然因首輔徐階阻撓而未獲成功。直到徐階卸任後,薛應旂的考察結果纔由"罷黜"改爲"致仕"。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建構的觀念及背景

宗唐復古是近世文學史上的重要思潮,代表了詩文領域重新體認傳統所建立的主流審美理想。本文以嚴羽詩論與楊士弘、高棅唐詩選本對盛唐的標舉,以及由此展開唐詩正變的區分、條理爲樣例,探究元明之際如何在地域文學與館閣文學的互動中,一步一步實現以音律與世次爲中心的唐詩系譜建構之歷程及其内在理路,進而顯現其引領明清詩學基本走向的文學史意義。     

宋元至明中期嚴羽詩學接受的誤讀與還原

嚴羽詩學雖然借助《詩人玉屑》及元人詩法等的摘錄、轉引而獲得廣泛的傳播,但在宋元至明初較長的時間内都未能成爲詩學的主流,處於被肢解、被誤讀的窘境。明中期,以李東陽《麓堂詩話》的推介爲轉折,其詩學著作方始得以完整、準確的面貌呈現,並被奉爲詩歌理論指導的典範。由此一問題的文獻梳理,我們可以看到文學思想傳播過程中諸要素間所構成的緊張、互動關係以及文學典範之形成對於文學外部條件的依賴。     

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以元祐貶謫文人羣體爲論述中心

貶謫文化演進至北宋,在貶謫動因、受貶人數、嚴酷程度等方面,均表現出與唐人的若干差異,而貶謫文人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强和努力走向超越的精神意向,與文學的關係最爲緊密。諸如文體選擇的謹慎性、情感表達的多層次性、作品傳播方式的隱蔽性等文學新動向,較爲有效地消解了高壓政策帶給文學的負面影響;而置身逆境的曠達心態和超越意識,作爲北宋文人共通的心理訴求,反映在審美情趣上,與"中和"接榫;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則與"平淡"、"樂易"同構。由此,人格、心態、文學,在精神上氣血相通,相輔相成。貶謫文化的内涵和構成,至北宋已臻於成熟和穩定。     

《春秋傳》“母以子貴”辨正

"母以子貴"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其所含義旨與同傳"子以母貴"截然異趣,故而歷代經學家對其意藴、真僞,聚訟不已。檢視儒經,可知其説並非向壁虚造;若以《春秋》三傳、三《禮》等經傳注參酌互證,以梳理其内在邏輯,則可發現,諸家所執一端,皆與其所謹守儒經原則息息相關,尤其與親親、尊尊、賢賢各有側重頗有關聯。《公羊傳》的處理方式將其置於一個動態的禮儀框架中,在經權之變的原則下,對妾母與嫡母都作了妥帖的安置,從而兼顧了親親、尊尊、賢賢的並存格局,具有因革損益的意藴。     

“有懷無與語,聊和古人詩”——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爲不僅僅在同時代的文人之間進行,而且亦可由後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來完成,這就稱作"追和",也是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的特殊方式。韓國古代文人透過追和中國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種時空相異而情感交流的詩友關係,對韓國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學交流。本文擬以韓國古代文人對唐人的追和詩爲對象,來探討這些詩的概況、類型及意義。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晉書》陶侃“折翼”之夢與“窺窬之志”探賾

傳世《晉書·陶侃傳》所記陶侃的"折翼"之夢以及與之相關的"窺窬之志",其文本來源並非正史,而是劉宋時代劉敬叔撰著的志怪小説《異苑》。《異苑》陶侃"窺窬折翼"的故事原型,雖然出自東晉王隱《晉書》,但通過細緻比勘可以發現二者在文本細節與表達旨趣上的巨大差異。從王隱《晉書》到劉敬叔《異苑》,"夢翼"故事經過了層累的改造與擴充,其變化與晉宋時代上下游荆揚之爭的嚴峻現實若合符節,反映了六朝小説作爲"史官之末事"所透露出的時代與社會意識信息。唐修《晉書》對陶侃傳記所涉"折翼"史料的審擇不嚴與因襲不改,又形成新朝正史體系内陶侃"潛有窺窬之志"的歷史記錄以及附著其上的價值評斷,並因唐前其他諸家晉史資料的逐步散佚,最終成爲了後世治史者權威的取信來源。     

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韓愈“足弱不能步”與“退之服硫黄”考辨

韓愈晚年是否服食硫黄以及爲何服食硫黄,是韓愈生平研究與品格評價中仍無定説的關鍵問題。以韓愈自述的"足弱不能步"、張籍的《祭退之》詩、白居易的《思舊》詩與隋唐相關醫籍相比對,韓愈確實服食了硫黄類的"藥湯";但服此藥湯的目的,是對症下藥地治療腳氣病中的"足弱"之症,而非喜好聲色的壯陽之需。韓愈罹患"足弱"的病原,則與其長期的南土經歷、豐肥的體型、遠貶潮州的沉重打擊有關。韓愈之卒,亦因"足弱"病症,而非硫黄中毒。     

陶詩與對話

陶淵明所體現的"自然"是建立在人的"關係性"本質上,以田園爲場域,所開展出的"人境自然";"對話"則是陶淵明基於人境關係表陳存在體驗的自然傾向。他的"對話"反映了三個向度的多重主題:一是空間向度的社會與自然場域,二是時間向度的歷史與未來意識,三是深層向度的主體與精神的掘發。經由這三個向度的對話,不但使他成爲最善於透過藝術形式呈現深度哲思的詩人,也使他所塑立的人格典範與桃源理想受到讀者最爲廣大的迴應。     

從上古圖文獻看孔子詩學

孔子的知識和思想不僅來源於上古文書、典籍,也來源於上古圖文獻。上古圖文獻數量衆多,曾作爲儀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關係、溝通神靈、象徵天賦權利。從《山海經》、《齊諧》等物怪之書和現存上古圖文獻看,當時人對鳥獸草木的記録和描繪,其實是對儀式事項的記録和描繪。因此,從本來意義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詩學命題,談的不是文學的審美功能,不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不是所謂"足以資多識"的博物之學,而是禮儀政教的技能,是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個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張結合上古文化史上從儀式中心到倫理中心的思想轉變,結合孔子學禮的過程,認識孔子的知識結構和詩學思想,也了解經典世界和前經典世界的深刻聯繫。     

杜集宋本編次源流考論——兼論《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成書淵源及意義

杜集宋本從編次上可分爲分體本(按體裁)、編年本(按時間)與分類本(按内容)三種系統。今存杜集的祖本王洙本是分體本,但王洙本的源頭是大致按時間順序編纂的唐代"舊蜀本"。此後宋代杜集編纂一方面以王洙分體本爲祖本,另一方面又順應杜詩"詩史"性質,將分體本重新編纂爲編年形態,這就形成了"唐人‘以時爲序’之本——宋人分體本——宋人編年本"的否定與否定之否定。這種編次矛盾達到一定程度後形成調和,出現以分體本爲框架、又對每首詩加以"題下繫年"的《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體例甚奇"的"海内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實際上正是以《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爲底本,既保留每詩"題下繫年",又進一步以"體下再分體"方式編纂而成,成爲宋代杜集分體、編年調和的最終、也是最典型的文本形態。研究杜集,相對於宏觀的"卷帙分合"與微觀的"異文校勘"兩個層次,中觀層次的"篇目編次"研究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與便於操作三點優勢。這對唐人别集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身老空山,文傳海外:日本江户時代的陸詩選本考論

陸游詩在江户後期受到日本詩壇的熱烈追捧,以市河寬齋、山本北山等爲代表的宗宋詩人編選了衆多收録放翁詩的選本。本文對日本江户時代"宋三大家"系列選本中的放翁詩選進行了考察,分析了"宋三大家"之名的提出及范、楊、陸三家在中日兩國的接受差異、所選陸詩的文獻來源、選本編選的體例和内容特色;又對日本江户時代陸詩選本中經典的放翁詩篇作了探討,發現中日兩國陸詩選本在編選特色及經典化方面的同異,並從文學史、文化史角度分析差異背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