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重修內侍省碑》所見唐代宦官高品、內養制度考索

《唐重修內侍省碑》所載唐中後期宦官內、外諸司甚詳。其中高品、內養二院爲處於內廷,供御前驅馳的使職機構。唐中後期宦官高品、品官、白身不再以散官爲區分標準,而以服飾作爲品階高低之分。高品院所屬殿前高班皆高品,內養院所屬內養皆品官、白身。殿前高班、內養在職能上屬於同一系統,在服飾品階上存在上下之分,在空間上則囊括大明、太極二宮。二者實質上是唐初內侍省相關常規性職能在唐中後期的擴大,是與宦官內諸司並行的另一宦官使職體系。     

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北宋仁宗朝的集議

本文在釐清北宋前中期集議制度形成與變化基礎上,旨在呈現仁宗朝政務決策如何圍繞集議展開運轉的實態,以及由此引起的北宋中期決策方式的調整。仁宗朝是北宋集議活動鼎盛時期,它從前期繼承的集議有兩種:一是唐五代以來以討論禮樂典章爲主的尚書省集議;二是宋代新出現的、討論專門政務以供二府(中書門下、樞密院)決策的有司集議。當時尚書省集議的功能逐漸被有司集議取代,並在多部門集議基礎上,形成以兩制、臺諫爲核心的穩定議事羣體,集議流程趨於完善。集議爲宰執以外的官員提供了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改變了宋初以來君主或二府獨斷的決策方式。     

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本文首先對吐魯番新發現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文書進行了細緻解讀,並由此出發,清理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與關文有關的文書,特别討論了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我們相信,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將有助於加深對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五代財政中樞管理體制演變考論

在唐後期經五代到北宋初期財政中樞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中,雖然唐末曾出現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個别事例,後梁曾設置建昌宫使、國計使、租庸使分擔了一部分財政中樞的職權,但總體上看,唐末、後梁實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後唐纔正式改行一人專判三司制,但專判人選來源有多途,其職銜稱號有多種;任命財政最高長官時,"判三司"與充"三司使"是兩種不同的正式職銜,輪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爲"判三司"之後也可被稱爲"三司使"。後唐的一人專判財政三司制顯示出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爲後晉、後漢、後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繼承。與此同時,專判者的權力逐步增强,地位明顯提高。     

貴陽師範學院圖書舘概况

(一)沿革及設備本院於一九四一年成立,即在教務處下設立圖書舘,迄今未變,現舘址係西式樓房一幢,內分教授研究室、參考室、雜誌室、書庫、辦公室、儲藏室各一間,設備未盡完善。     

戊戌年徐桐薦張之洞及楊鋭、劉光第之密謀

本文以劉光第致其族弟劉舉臣之信爲線索,發現了膠州灣事件後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内閣候補侍讀楊鋭對中樞的無力之不滿,希望湖廣總督張之洞來京主持,於是劉光第以門生的身份運動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徐桐,由徐出面保張。由楊鋭起草並與劉光第商訂的徐桐保張之洞摺,也在檔案中檢出録上。本文糾正了作者先前研究中的錯誤。     

博物館陳列的藝術裝飾

1.陳列的藝術装飾的任務和意義經過藝術裝飾的、有組織的精美的陳列,觀衆接受起來就要明白、迅速、省力得多;反之,陳列室塞滿玻璃櫥,陳列品雜亂陳列,裝飾草率,印刷惡劣,必然會使觀衆厭棄,會使他們感到疲倦。從屬於陳列主題的陳列的裝飾應當是藝術的。立體與平面的配合,牆壁與陳列室的地面的適當運用,整個陳列室與每件陳列品在裝飾中採光和着色的適當,陳列品組合的條理分明,各件陳列品的裝     

疆土爲大局之所繫——張之洞與中越勘界

中法戰爭中,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主持軍務,坐鎮後方,指揮調度,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爲時人和後人所津津樂道。但是,在這場戰爭尾聲的中越勘界中,他的作爲卻較少被人關注。其時張之洞奉命會勘中越邊界,雖然並非主事者,但敏銳地認識到勘界事關國家安危與領土主權,任務重大,影響深遠,不容有失。他着眼全局,不僅勘界前密陳機宜,建言獻策,而且對於所轄廣西、廣東界務尤爲究心,協助勘界大臣鄧承修較爲順利地完成勘界任務,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張之洞也見證和體驗了對外交涉的艱辛與無奈,認識到涉外事務與國家的强弱有關,並趨於理性務實。這對其完成從詞臣到疆吏、由清流入洋務的大幅轉身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元代逃奴問題與國家權力

元代逃奴案件反映了元代社會的諸多特色,其中"軍驅"的逃亡與元代軍事制度乃至整個國家機器有密切的關係。在追捕逃奴的問題上,軍人通常能繞開地方政府,而普通使長則要受地方政府的限制。朝廷默許軍人追捕逃奴時有使用武力的方便,這是出於國家自身的需要。儘管朝廷也爲了使長的利益而制定逃奴問題的對策,但國家權力的支配遠遠淩駕於主奴關係之上。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一年度工作計劃

依據浙江省三年教育計劃內本省當前文化建設的任務的規定,並參酌實際情況編訂。 (一)教育人民注意保存歷代文物一、擬與浙江日報社會服務欄特約遇有各地對於歷代文物之諮詢,通過該欄轉由本會在該欄公開解答。先於該欄登載通訊,俾克周知。二、擬與浙江日報商定不定期地在該報刊登歷代文物之報導、調查、及研究等文字。三、俟本會收集文物較爲充實,及經整理就緒後,擬與圕(宀博)兩舘聯合舉辦一文物展覽會,以提高人民對於文物之認識,從而知所愛護,以期帮助文物之調查搜集、免於遭遇毀損流散。     

中古中國賓禮的構造及其演進——從《政和五禮新儀》的賓禮制定談起

從《周禮》的記載到帝制時代的禮制實踐,賓禮的構成伸縮不定,致使其內涵難以清楚界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和五禮新儀》賓禮調整的依據,提示了從"不臣"和"不純臣"的權力角度來探析賓禮實質的可能性。鑑於"不純臣"的諸侯、"不臣"的二王後和夷狄與賓禮演變關係密切,本文分別從郡國、二王三恪和周邊政權的角度來探討賓禮的外延、內涵,並指出中國古代賓禮的內涵大致穩定,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賓禮的具體對象不同而已。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士人精神與商人心態的悖立——湯顯祖與李漁戲劇創作比較論

如果説湯顯祖是明清兩代最能體現士人精神的戲劇作家,那麽,李漁無疑是最能彰顯商人心態的戲劇作家;他們的戲劇創作,最典型地揭櫫了中國古代戲劇創作兩種基本悖立的價值追求與創作境界,要而言之,即"謀道"與"謀生"。湯顯祖與李漁戲劇創作截然有異,歸因於他們思想境界、人格氣象、創作旨趣與審美選擇的諸多不同。李漁雖有更爲系統的戲劇創作理論與更爲豐富的劇場藝術實踐經驗,但其戲劇創作成就遠不能望湯顯祖之項背。     

山少傅名言——讀《世說新語》札記之二

《世說新語·識鑑》云: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吴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吴,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嘆云:"公闇與道合。"此條大意是說,西晉八王之亂後各地寇盜蜂起,而郡國多缺乏武備,不能鎮壓,     

地志博物馆自然之部的陈列内容与主要任务

地誌博物館自然之部的主要任務是科學地宣傳地方的自然知識,這種宣傳工作是基於科學研究、蒐集、陳列、羣衆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一系列的對於地方研究的工作來進行的。自然之部也負有培養蘇維埃爱國主義與對社會主義祖國熱爱的任務。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世界觀與蘇維埃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的宣傳,在地誌博物館的科學教育的事業中應佔主要的地位。自然之部在這個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因為自然知識是辯證唯物世界觀的基礎之一。     

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地方機構行用的狀

狀有奏狀、申狀。申狀在唐朝政務運行中是不可或缺的環節。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可見申狀的多種類型,其寫法也發生着變化,乃至與禮儀書狀有分有合。對其形式和性質的再分析有助於我們對唐代地方機構政務運轉情況的理解。     

地誌博物館蘇維埃時期之部的陳列

(一) 我國所有的文化教育機關——也包括地誌博物館在內的主要任務,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以無限忠誠於自己偉大的祖國與共產主義事業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來進行對蘇維埃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時,地誌博物館應以促使勞動大眾積極參加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用知識,來武裝蘇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