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

以儒家倫理爲中心的禮法,在先秦時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漢代則通過獨尊儒術,把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東漢末年,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爲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脱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隨後興起的理學,則是針對業已下移普及的禮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論化重建。     

再論世家大族與北魏政治——以“四姓”集團爲中心的考察

本文考察北魏一代士族格局的演變及其對朝廷政局走向的影響。北魏初年的士族格局繼承了後燕的歷史遺產,又因太武帝朝的神徵士、國史之獄而再度演變。隨着崔浩集團的覆滅,在文成、獻文二朝,形成了以趙郡李氏爲首的士族集團。馮太后死後,孝文帝籠絡隴西李沖及其親黨,通過定姓族,構造出一個以"四姓"爲核心的士族集團。在孝文帝的主導下,宗室近屬與"四姓"集團迅速結合,成爲領導改革、抗衡馮氏的權力基礎。這一利益共同體在宣武帝朝受到打壓,在孝明帝朝再度崛起,最終在河陰之變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南史·張率傳》辨誤一則

《南史·張率傳》曰:"(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檢閱他史,張率、周興嗣無問題,而其中的配角到溉卻似有誤。《梁書》卷四〇《到溉傳》並無記載侍宴華光殿之事。卷三三《張率傳》:"天監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張)率賦之……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再證諸《到洽傳》:"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則事主又大不一致,張率、周興嗣未見,且受到武帝贊揚的也變成到洽,當與河南國     

重釋南北朝文獻的“素族”

南北朝文獻中的"素族"問題歷來研究已夥,然而迄無定論。本文通過系統研究其語言因素與歷史演變因素,認爲"素族"最初依托其在晉代新生的同義語"庶姓"、"庶族"衍生,始見於劉宋後期,字面含義當爲"無特殊性的姓族"。歷宋、齊兩朝,"素族"之嚴格義界均爲"非帝姓宗室的士族(含高門士族與次等士族)羣體或個人"。齊、梁之際,"素族"由於可以和寒人階層相關的名類詞相對,"素"字本身又有"素舊"義,遂逐漸産生指代"高門舊族"的第二語義。作爲同音歧義詞,兩種"素族"在梁、陳時期始終並存,但梁代已發生過用"素舊"語素類推前代"無特殊性"語素所導致的史料誤讀現象,其進一步加劇了今人對南朝不同時期含"素"類複合詞的語義誤判。同時,素族的兩種語義經宋、齊、梁三朝絡繹北傳,在北朝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均有發現用例。至唐代,仍有兩方墓誌可見"素族"的"高門舊族"語義,但作爲"非帝姓宗室的士族羣體或個人"的語義可能在8世紀以前已經消亡。     

東漢、六朝時期三吴地域水利事業性質之考察

通過分析東漢、六朝時期三吴地域水利事業的三個實例,本文指出:(一)東漢時錢塘縣防海大塘的修建,是由以華信家族爲代表的當地豪族聯合策劃、組織、實施的。(二)南朝宋時,爲解決吴興郡的水患問題,費時二十餘年,親自踏勘調查,提出工程方案,極力呼籲政府組織實施的民間人士姚嶠,爲吴興武康大族姚氏的成員。(三)南朝齊時,會稽郡民間本有完善的水利設施維護系統,並自主運轉。但因官方的粗暴介入,該系統遭到破壞,水利設施受到毁滅性打擊。本文認爲:東漢、六朝時期,本應由政府使用公權力組織實施的水利事業,受到了私家勢力相當程度的滲透,反映了該時期國家統合程度較低的事實。     

暗湧——出土文獻所見唐德宗之太子地位

唐德宗長達十五年的太子生涯看似波瀾不興,實際上卻始終暗流湧動。册立爲太子並非代宗本意,而是元載等重臣壓力下的被迫之舉,因此代宗始終試圖培植愛子鄭王的政治勢力,這對德宗的東宫地位造成了嚴重的挑戰,直至鄭王於大曆八年蹊蹺死亡,德宗儲君地位方趨於穩定。而這充滿危機的十五年或許也影響到了德宗時代的決策。     

(囦丮)卣銘文補釋

本文在學者們對(囦丮)卣銘文的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兩個觀點:一、認爲銘文首段記録的"伯氏"讓(囦丮)自己從"庶人"中挑選六家當作他的"僕",並不是把身分爲自由民的庶人抑爲"僕",這裏的"庶人"是指西周貴族所役使的被征服之族中原來的庶人,也就是大盂鼎銘文"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中的庶人;"僕"跟"馭"性質相近,他們在被役使者中的地位高於庶人,所以銘文把從庶人中選僕稱爲"興","興"跟《周禮》所説自鄉人"興賢者能者"之"興"同義。二、銘文中的"大宫"應指倗伯,倗伯應是(囦丮)的大宗宗子,"伯氏"則是(囦丮)的小宗宗子;依照宗法所有制,倗伯認爲的伯氏擅自賜(囦丮)以僕是不合法的,所以在帶(囦丮)護送周王時請求周王這個全國最大的宗子在名義上賜(囦丮)以僕,使這件事合法化。     

論宋代杜詩注釋的特點與成就

一宋人對杜甫詩表現出極其濃厚的興趣,除了杜詩的注家外,一般的學人也經常熱烈地討論杜詩,試看二例:“吴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為户部尚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於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吴至,則强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遷坐於門外簷次。     

知識視野中的鄭和下西洋

作爲事件的鄭和下西洋,海内外的研究已經碩果累累;作爲經驗的鄭和下西洋,特别是作爲知識積累重要里程碑的鄭和下西洋,仍有探究的空間。從知識的視野來看鄭和下西洋,規模宏大的遠航正是中國人海外知識累積與遞進的重要歷程。這一認識有必要從鄭和研究的興起談起。上個世紀初,鄭和研究興起,作爲20世紀史學的一個重要分     

六朝時期三吴地域非門閥士族人士的政治出路——商人、門生、恩倖之關係

本文考察六朝時期三吴地域內的寒人階層的政治出路。認爲該地域內的寒人往往先通過經商積累財富,然後付高額的學費,成爲有勢力的士人的門生,之後依照朝廷慣例由士人推薦入仕。其中部分在皇帝身邊工作的,因緣時會,成爲恩倖,執掌大權。南朝的恩倖大部分出自三吴地域。六朝時期三吴地域的寒人們利用自身的財富,爲自己鋪就了一條政治出路。     

以内丹術爲功於天地——儒宗王船山與道士閔一得

儒家本以學做人爲教;學做人,必當治心。身心相連,心氣相使,惟心氣兼治,始能變化氣質,堂堂做人。宋、明儒有取於内丹家調息之術者,以此。内丹家旨在性命雙修,煉神還虛,即悟元子劉一明所謂"修天賦之性,以化氣質之性;修道氣之命,以轉天數之命"。若所欲化所欲轉之性與命,不限於一己之小我,而推擴及於人間世,乃至全宇宙,即王船山所謂相天,閔一得所謂醫世也。船山爲儒宗,一得乃道士,時間相距百餘年,而皆主以内丹術爲功於天地,其所祈嚮所經驗者,頗有類於基督教傳統中之冥契主義(mysticism)。然二人雖同有冥契經驗,其内容終究殊異。船山之終極關懷,不在一己之得救,而在人類全體之福祉,此其所以爲儒宗也。     

士族譜系的變奏——基於中古太原白氏的個案考察

中古太原白氏的譜系構成具有典型特徵,折射出士族譜系構成的一般特徵。中古士族譜系的祖先分佈,基本可劃分爲上古聖王祖先、秦漢英雄祖先、六朝名士祖先和近世真實祖先等部分。這些譜系多数來自戰國秦漢及其以前的歷史文獻和傳説故事,經過剪裁加工,從而嫁接於普通家族的世系之前,構成一份標準而完整的士族譜系。出自龜兹族的白氏有所不同,他們曾以南方祝融等爲先祖,後來由夷入夏,變羋姓爲姬姓,成爲黃帝的華夏後裔。作爲比較,漢人大族則以華夏化的黃帝爲祖先。士族譜系中的祖先元素,往往呈現出若干具有"二元對立"色彩的特徵。     

明末大儒王船山的人格与思想

船山明亡後隱於深山四十餘年,以漢衣冠終其身,並世殆無第二人。其所以能如此,在深信人能以“養性”爲功於天地。船山以爲,通天下一氣,一陰一陽,絪緼相繼而不息。最清者》太虛“天氣”,純粹而靈;降而爲“地氣”或“五行之氣”,則稍濁而有礙;地氣凝結,則爲形質。人之所以有靈,在於有心,心中函有太虛天氣,是爲“神”,爲“性”。此神爲地氣所包,地氣則限於形質。心中之神雖得自太虛,然既生之後,則與地氣交通往來,人能自取自用。神之爲清爲濁,於是端賴於己。且人一生所爲所思,皆不滅而融入其神,死後同歸太虛。故君子“存事没寧”,不遺造化以疵纇。如此信仰,直可名爲儒家士君子之宗教也。     

明末大儒王船山的人格與思想

船山明亡後隱於深山四十餘年,以漢衣冠終其身,並世殆無第二人。其所以能如此,在深信人能以"養性"爲功於天地。船山以爲,通天下一氣,一陰一陽,絪緼相繼而不息。最清者》太虛"天氣",純粹而靈;降而爲"地氣"或"五行之氣",則稍濁而有礙;地氣凝結,則爲形質。人之所以有靈,在於有心,心中函有太虛天氣,是爲"神",爲"性"。此神爲地氣所包,地氣則限於形質。心中之神雖得自太虛,然既生之後,則與地氣交通往來,人能自取自用。神之爲清爲濁,於是端賴於己。且人一生所爲所思,皆不滅而融入其神,死後同歸太虛。故君子"存事没寧",不遺造化以疵纇。如此信仰,直可名爲儒家士君子之宗教也。     

政治鬥爭與宮城佈局——唐長安城大明宮興建原因新探

傳統史料皆言唐太宗出於爲太上皇李淵修建避暑清宮之目的而修建大明宮。古人雖已對此有所質疑,但未深入挖掘太宗興建大明宮的真實動機。考察唐初政治鬥爭即可發現,以建築空間作爲平衡政治勢力、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爲建唐以來帝王的政治傳統。唐高祖即曾利用太極宮平衡諸子勢力,緩和諸子間的政治衝突,並以調整宮城佈局的方式對時爲秦王之李世民實行打壓。大明宮即是唐太宗即位後遵循這一傳統方式,作爲還擊手段,出於排擠打壓太上皇之目的而修建的。     

“祀堯”或“祀高帝”？——東漢建武七年郊祀禮議的政治意涵及思想淵源

光武帝與杜林在郊祀以"堯"還是"高帝"配天的問題上有分歧。光武根據"周祀后稷",以配天者爲始祖而非受命祖,主張祀堯。杜林以高帝身兼始祖和受命祖,認爲應恢復高帝配天制度。雖稱之爲祖宗故事,强調本朝是漢家"中興",杜林之議實本於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實施的高帝配天制,顯示了他的西漢復古派立場。光武的堯觀念與兩漢之際流行的"漢承堯運"同中有異,祀堯在形式上模仿了新莽始建國年間的祀黄帝,呈露了光武不同於"中興"的"創革"思路。祀堯與祀高帝之間微妙的角力背後,是對新漢朝乃創業或前漢中興的商討,顯露出兩種正統觀念。王莽兩個時期意義不同的禮制遺産返魂於其中。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嘉定二年劉甲任寶謨閣直學士考

正《宋史》卷三九七《劉甲傳》載:"(韓)侂胄誅,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爲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     

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

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