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的历史观

历史观的演进是一个民族、国家对自身历史发展的体悟过程,是在对历史观的争鸣中展开的。中国古代历史观念十分丰富,有老子的复古史观、阴阳家的循环吏观、韩非朴素的进化吏观、《周易》的变易史观、墨子的圣王史观、孟子的重民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看,由于其动固有天人之分,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天命吏观、圣王吏观和民众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看,中国古代的历史现有循环史观、进化吏观、复古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大一统”史观等。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仁”在日本近代史观中的非主流地位

中日两国间的根本分歧是历史观的分歧。与中国传统的道德史观不同,滥觞于江户时期的日本近代史观,具有鲜明的道德排斥特征和实力崇尚主义倾向。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标准的降诸次位,决定了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方法、历史编纂原则甚至国家体制走向。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史观的形成,既有日本传统哲学的作用,更有江户时期反朱子学的思想巨变所带来的基调性影响。它解释了何以明治维新不时被称为“反革命”运动,而“万世一系”的国体传统也并非悉数决定于“皇国”史观的深层原因。     

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论章士钊的调和史观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章士钊提出了调和史观。该历史观认为,“调和”是差异协同与对立统一,是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正是社会各因素“调和”的作用,社会历史运动呈现承续性、渐变性、循环性的特点。从调和史观出发,章士钊主张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做到宽容与妥协。     

论《三国史记》的编撰方法、历史观及史学思想

《三国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借鉴了中国古代史籍的编撰体例和原则,体现曲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编写特点;在历史观上,《三国史记》不仅体现出中国古代史籍中所具有的正统史观、天命史观以及尊儒崇礼、重民观念等史学思想,还体现了它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史观。     

韩非的“奸臣”论

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学说并立,各家均欲“以其学易天下”。韩非考察历史,对照现实,得出结论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所说的上古,指的是唐尧禹舜的道德时代,中古指的是列国较计斗智的春秋时代,当今则是指所身处的群雄并立的战国时代。因为“当今争于气力”,民不贵“仁”而服于“势”,因此韩非否定儒家的“德政”、“仁政”之说,认为“仁义”、“德化”只适用于上古,当今则必须依靠法制和暴力。他有句著名的话,就是“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也。”在韩非的思想中,“威势”所要镇慑的对…     

孟子的历史观

孟子是战国时期有相当影响的思想家。《孟子》是一部孟子的言论集。它虽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却“往往捃摭《春秋》之文”据以论证他的思想,从而反映出孟子的历史观点。“先王”史观是孟子历史观点的历史根据。孟子对先王特别是尧舜备极赞颂。他认为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是由于君主能否施行“先王之道”,从历史上的表面现象看,又有治乱交替的情况;这样,他在历史发展变化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往复循环的观点。他从“先王之道”导引出来的理想的“仁政”思想中,在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问题上,夸大了“先王”和“贤明”君主的作用,但也有强调人民力量的一面;他把用人事解释不了的问题,都归之于“天命”,因此又有“天人相应”观。本文拟从“先王”史观,历史循环论,“天人相应”观三个方面,试对孟子的历史观作初步探索。     

全面准确把握人民史观、群众史观

正要写人民史必须端正历史观,必须全面准确把握人民史观、群众史观。人民史观、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者说主体性力量。在以往、现今、未来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是主体性力量;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社会领域、每一个社会活动中,人民群众也是主体性力量,同时也不能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再论世纪末史学反思宗旨和雷戈的历史观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世纪末史学反思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史学反思的目的，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角度来说，是为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史学，刻意去创立什么“新史学”。雷戈先生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所谓“哲学主义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其带有神定论色彩的衰退史观，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     

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

全球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过程有密切的联系。全球化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全球历史观是20世纪下半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全球历史观所以要强调“全球”,是针对西欧为中心或欧美为中心历史观的“中心”而言的。全球历史观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新的史学思潮,已经并将继续对当代国际史坛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它是时代的产物,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试析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世界史观

本文在简单陈述“西方中心论”的渊源与流变基础上 ,试图分析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世界史观 ,探讨其史学研究和史学思想的全球视野与全球历史观的内涵和特点。特别指出 ,他的全球历史观无力避免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 ,其欧洲中心主义情结是一种显在的和隐蔽的西方中心论结合形态     

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

蒋大椿先生提出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展史上．是一种全新理论形态的历史观。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还是对于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评论者悬置客观实在的现实社会和历史,沉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加上评论者和蒋大椿先生之间在探索的问题、言说的平台和所处思想时段等方面的差距,因此,他们没有能够发现蒋先生的真问题和《思潮与发展》一文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综览目前公开的评论,只能说这是一场极不相称的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之间的交锋。     

“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

西方古典教育的背景奠定了汤因比历史观的基础,20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构成了汤因比历史观的生成背景,个人命运的沉浮荣辱又为汤因比反思自己的历史观提供了不竭的外部刺激和动力。将历史研究与对国际现实问题分析结合起来,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了现实关怀和未来指向的特质。饱受争议的"文明"概念和《历史研究》不仅是分析汤因比历史观的重要依据,也是造成其历史观矛盾性的主要因素。整体观念和比较方法导致了汤因比的历史观兼具了循环论和终极论的特征,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观既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也是其超越了特定时代精神的学术馈赠。     

世界历史观念下的“普世史”与《史记》的史学观

从现代世界史理论来看,“普世史”与《史记》的共性是都具有国别史和世界史的双重特性。不同点在于普世史的实质主义历史观,用希腊罗马的历史代替世界历史,所探讨的主要是历史的表面和横断面;而《史记》在其“通变”史观指导下,着力从历史的纵横联系中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并将华夏史同其他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和而不同”地联系起来,成为世界通史,较之于普世史能更深刻地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并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析“东京审判史观”及其实质

“东京审判史观”是日本部分政治家和右翼势力虚构和炮制的历史观。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诋毁和批判东京审判成为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日本战争罪行、官方参拜靖国神社等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借以篡改侵略战争的历史,为战争罪犯翻案,进而消除日本国民的负罪意识,恢复日本民族的“自信”和“自豪”,以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     

对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

本文论述了日本右翼自由主义史观出台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司马史观与自由主义史观的本质区别,认为:司马辽太郎论证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连续性的侵略战争,战后殖民地的独立并非是日本带来的福音;自由主义史观代表人物藤冈信胜歪曲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通州事件”、“卢沟桥事变”等历史事实,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司马史观也有荒谬之处,即认为日本没有攫取领土之意,而且有意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     

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     

略论秦始皇的历史观

秦始皇具有明显的帝王史观，以“五德终始说”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他结束了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具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秦始皇大一统的法宝以及秦朝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其人才观；伴随历史条件的变化，秦朝制度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他又有着进步的变易史观。     

圣·奥古斯丁神学历史观探略

被西方学者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圣·奥古斯丁,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神学历史观的提出,被认为是史学领域发生的一场"智力革命",它不仅成为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而且对近代启蒙学者的进步史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探讨奥古斯丁的神学历史观,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西方史学史,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史学观念的发展,将大有稗益。奥古斯丁的神学历史观是建立在对古典史观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在古希腊人看来,神明所创造的人类世界,最初是完美的,但它并非不朽,在它之中就已包含有衰退的种子,随时间的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