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市博物馆藏“亚牧”铜爵铭文考释

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的“亚牧”铜爵,其鋬内杯体上铸有的二字铭文,对于研究晚商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本文结合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对“亚牧”铜爵杯体上的二字铭文进行详细的考释,以深入探究其铭文的含义及此铜爵的历史价值     

(弋卩)其三卣铭文新证

(弋卩)其三卣是晚商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三卣均铸有铭文,内容涉及商代礼制与宗教活动,非常珍贵。关于三卣的真伪,旧有争论。但是从铭文字体和内容看,绝对不伪。下面对三卣铭文略作考证,仅限于笔者学力所及,凡不认识的奇字,不强作解说。     

(弋卩)其卣的X射线检测分析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一般铸文字数不多,少则一二字,多者四五字,目前已经发现的铸有数十字铭文的器物仅有几件。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三件晚商帝辛时代(弋阝)其卣,因分别铸有27、39、42字铭文而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被视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珍品。三件(戈阝)其卣铭文内容涉及商代礼制与宗教活动,有关学者考证,所记祀典可以排进帝辛时的周祭祀谱。长期以来,(戈阝)其三卣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有关的研究从未间断。择其要目,对     

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肃卣铭文初探

2005年1月,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了一件铜卣(M2∶75),器盖对铭。根据器形判断,其时代属于西周中期偏早。根据铭文判断,铜卣器主名"肃"。肃卣铭文共66字,可分为四句话,各为一段。铭文记载了一个西周时期关于降低庶人社会等级的罕见案例,从此案例可以看出西周庶人有人身自由。在任何阶级社会,庶人即自由民阶层都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因此这篇铭文的阐释具有特殊的意义。     

故宫博物院藏(弋卩)其三卣笔谈

学者间对(弋卩)其卣三器之真伪问题每多聚讼。李棪斋先生《晚殷(弋卩)其卣三器考释》一文论之最详。而于三器之定名,李学勤及孙稚雏两先生均注意及六祀(弋卩)其卣之作器者为作册“”,故以为宜改称“隻子卣”,所论至为恰当。然一般学者已习惯(弋卩)其三卣之称谓。今后对三器之称名,不妨自我调整。 二祀及四祀(弋卩)其卣两器,除盖、器有“亚獏,父丁”对铭外,二祀卣外底另有铭文37字。四祀卣外底则有铭42字。铭文出现在器外底虽非绝无仅有,然确属鲜见。且两器亦经修补,故引起不少有关三器真伪之讨论。     

馆藏邓国铜器

邓国,是位于汉水以北、南阳盆地南部的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古国。立国的确切年代,虽无可稽考,但从盂爵铭文及文献记载,它在西周初年确已立国。盂爵铭文是西周爵铭中最长的,四行二十一字:“唯王初(卉本)于成周,王令盂宁邓伯、宾贝,用作父室尊彝。”从铭文可知是成王时器。郭沫若     

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     

保尊

保尊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西周青礼器。高24.5、口径18.5、腹围42.5厘米,重2.3公斤。1948年洛阳市出土,现存河南省博物馆。器体呈圆形,略显四角。侈口,圈足。腹饰以云雷纹作地的两组饕餮纹。圈足内壁铸铭文八行四十六字,与上海博物馆所藏保卣同铭: 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国)五侯(彳止)(徙)兄(贶)六品蔑历于保易(赐)宾用乍(作) 文父癸宗宝(阝尊)(尊) 彝(彳冓)(遘)于四方(合辶)(会)王大祀祐于     

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

1993年初,我们在平顶山应国墓地发掘了一座中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圹墓(M242)。墓中出土的铜礼器有鼎、篡、觯各2件,尊、爵、卣各1件。此外还出土铜兵器、铜车马器、玉器和陶鬲等器物。其中有1件柞伯簋铸有长篇铭文,内容较为重要。现将此簋介绍如下,并对铭文予以初步考释,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器物介绍柞伯簋为敞口,斜方唇,短颈内束,浅腹外鼓且向下倾垂,腹部一对龙首形耳,下垂珥,浅圈足下一喇叭形支座。颈部饰8个以细雷纹作     

信阳出土商周青铜器铭文介绍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大别山北麓、淮河上游,富饶的物产资源,孕育了数千年的文明,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漆木器、陶器和玉器等,令人叹为观止。本文仅对近年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做一综合介绍罗山县莽张乡天湖村出土的商代青铜器铭文 M1:16“父”箕器柄部铸铭文“父”字(图一:1)。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