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八首》读左思简

左思家世代传承儒学。他的父亲左雍原本是个小吏,因为才能出众,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小的时候学习钟繇、胡昭的书法,并学鼓琴,可是都没学成。他的父亲左雍就对朋友说：“左思通晓、理解的东西,比不上我小时候。”左思听了,心里感到很惭愧,于是激励自己勤奋向学,终至学识渊博。     

乾隆帝咏《史》《汉》诗二题

乾隆帝雅好作诗,自称"平生结习最于诗"①,"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②。作为封建帝王,乾隆帝关注历史兴衰,故而好咏史,藉此来表达自己的史学见解。他曾援《史》、《汉》入诗,评点《史》、《汉》,议论马班,抒发史识。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五十七年(1792)的43年间,创作了咏《史记》、《汉书》诗及相关诗作达近百首。这些诗作大都由诗序、诗文和诗注三部分     

论刘禹锡的咏史诗

在流派众多的中唐诗坛,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其中,“咏史”一体,尤为他所擅长。他的咏史诗,寄兴深微,气韵沉雄,因而历来传诵不衰。“咏史”之名,起自班固。但班诗仅咏“缇萦救父”一事,实是史传的联缀,因而曾被钟嵘讥为“质木无文”,《文选》亦弃而未录。曹植、王粲的咏史之作,虽然不乏文采,却一遵“概括本传,不加藻饰”的格式,鲜有寄托。魏人杜挚的《赠毋丘俭》诗,“叠用八古人名”,不复专咏一事,可惜“堆垛寡变”。直至西晋左思,才跳出传统的窠臼,将一己情怀挽入咏史诗中,开创了藉咏史以咏怀的先河。其代表作《咏史八首》,“题实因班,体亦本     

任可澄词《金缕曲·咏史》评介

贵州教育家、史学家、政治家任可澄的《金缕曲.咏史》是一首从未发表过的词,笔者通过对这首词的介绍与分析,试图对任可澄文人从政的心路历程进行一些粗浅的研究。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西晋“二十四友”集团交游方式探析

"二十四友"作为西晋重要的文人集团,囊括了陆机、潘岳、左思、刘琨等当时的一流文人,但因事权戚贾谧,长期以来颇受冷落。通过综合考察现存资料可以发现,"二十四友"集团的交游方式主要包括三种:以"金谷宴游"为代表的文人集会、日常的赠答唱和以及为贾谧讲解《汉书》和讨论"《晋书》限断",这些交游方式从很多侧面反映了以"二十四友"集团为代表的西晋文人社会活动的整体风貌,具有深刻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书法不隐”无隐吗——董狐史案质疑

春秋时代晋国太史董狐"赵盾弑其君"之记,孔子赞为"书法不隐",采入《春秋》,百代以为实录典范。但据《左传》《国语》《史记》等,董狐恰恰歪曲和隐讳了事实真相。孔子之赞,非关实录,意在"正名"。从董狐到《春秋》以及后世的发扬,构成了以史"正名"、忠君尊王的正统史学传统,它为君主专制延续两千数百年,提供了话语暴力、"历史"依据和法统支撑。真不隐者,不是董狐、《春秋》也,而是以事实向董狐、《春秋》说"不"的史著和史家。     

“小事件”与“大历史”:《左传》之历史美学解读

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些似"小"实"大",即实实在在深刻影响甚至制约过历史进程,却被当今史界冷落的历史事件。审视此类事件,《左传》正是合适的样本。以历史美学的视角剖析《左传》中齐、鲁交恶乃至于兵戎相见以及晋国从内乱到内治的崛起之路,秦、晋两国关系的大逆转,其中涉及的两起历史悲剧,以历史美学的标准衡骘厘析之,皆是由"小事件"而引发的"大历史"。《左传》"以小见大"的撰史方法和视角,对于《左传》以后的中国历史学发展具有开创性、示范性的重要意义。     

元人咏史散曲中的悲剧意识

由于民族压迫,仕路闭塞,社会黑暗,元代文人“予是以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胡侍《真珠船》)因此,元散曲中流露出一种既怀才不遇而又超脱不羁、既愤世疾俗而又玩世不恭、既悲观厌世而又故作旷达的时代情绪。这种悲剧意识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咏史为内容的散曲中。对历史上赍志以终、含冤而死的英雄,作家们表示了自己的惋惜和同情。如写诸葛亮死时“五丈秋风,落日茫茫。”(鲜于必仁《折桂令·诸葛武侯》)伍子胥死时“半夜潮声,千年孤愤。”(薛昂天《朝天曲》)岳飞死后,“钱塘路,愁风怨雨,长是洒西湖。”(周德清《满庭芳     

论章学诚“文集辅史”的观念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文集"与史相辅"的观点,是探讨文史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它的学术史依据就是著名的"六经皆史",现实表现为方志立《文征》。《文征》乃集部之属,收录奏议、征实、论著、诗赋、金石等方面的内容,是"文集辅史"观念在方志思想中的反映。章学诚从辅史功能出发,批评后世文集不言公、不征实、体例不纯。他的文集辅史观念密切了史、集之间的联系,是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出版

正"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由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创作完成。该系列图书包括《钱币史话》、《金银币史话》、《纸币史话》、《货币文化交流史话》等四部专著,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史话"。此套专著从货币史的研究视角,运用史话体的叙述语言,辅以700多幅首次发表的珍贵图片,系统、完整地记述了我国自殷商中期的贝币至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上下3000多年间货币发展演变历史。     

从“海东盛国”到“辽东盛国”:隋唐至宋元地理观演变之一例

"海东盛国"本来是史籍中对渤海国的称呼,但元代修撰的《辽史》却将之改为"辽东盛国",这主要是由于"海东"作为地理名词的内涵,随着时代的不同发生了变化。这一字之差体现出从隋唐到宋元时期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地理观的变化。     

赵汸《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

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到《春秋》、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虚辞说经、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是其《春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春秋”“战国”名称的来历

正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襄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全球史、文明史学术回顾与世界史学科建设高层论坛”综述

2012年11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和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全球史、文明史学术回顾与世界史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来自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以及《世界历史》、《史学月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承办,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高毅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史、文明史学术回顾和世界史学科建设两部分.与会学者围绕"全球史、文明史研究"和"世界史学科建设"两个主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监军”、“都监”诸问题

前贤在论及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时,依据的史料多是《续通典》卷33《职官十一》,由于其史源为《辽史·百官志》,又《百官志》的记载存在各种问题,从而误导了对辽代军事监察制度的认识。辽朝建立了一套完整周密的军事监察制度,至少有行军监军、招讨司监军、驻军中的监军三种类型。监军的职责主要为监督地方官、管理驻军,有时亦亲自带兵执行作战任务。辽代方面性军事机构,如统军司、招讨司等,因带有军管性质,故其监军有时亦负责民政事务;根据辽代凡有军队之处,无论是行军还是驻军,皆设有监军这一特点,对《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监军"、"都监"的记载重新进行审视。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的“裙”与“袴”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中有一篇自名《制衣》的文献,是记载裙、上襦、大襦、小襦、前袭、袴剪裁方法的专门著作。《制衣》的剪裁工艺按布幅宽二尺五寸设计,布幅的宽度源自秦《金布律》。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的年代可能早到战国晚期,《制衣》的成书年代当与之相去不远。《制衣》的出现填补了我国早期服装工艺文献记载的空白,对古代服装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制衣》的"裙"和"袴"为重点,分析其剪裁技法和结构,并就相关问题作了简要讨论。     

郑献甫的獭祭诗

以典故为诗,或称用事使典,或称用典使事,不始于宋,也不始于唐,但它却是宋诗的主要特色之一。明代费经虞《雅伦·用事》：“胡元瑞云：用事之工,起于太冲《咏史》。唐初王、杨、沈、宋渐入精严;至老杜苞孕汪洋,错综变化,而美善备矣;用事之僻,始见商隐诸篇。宋初杨、李、钱、刘愈流绮刻;至苏、黄堆叠诙谐,粗疏诡谲,而夷陵极矣。”郑献甫称堆砌典故之诗为“獭祭诗”,本于宋代吴炯《五总志》：“唐李商隐为,多检阅书史,鳞次堆集左右,时谓为獭祭鱼。”[第一段]     

多维历史视野与“立体式”著史

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大大发展。《史记》著史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运用"多维度历史视野"这一新概括,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史记》何以被称为著史的"极则"。探讨这一课题还具有突出的当下价值,能更加恰当地评价《史记》历史编纂成就对20世纪史家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