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思想家与儒学复兴

唐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形成。虽此时儒学式微,但实为儒学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唐儒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成为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儒学复兴的基石。中唐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考辨

韩愈晚年是否服食硫黄以及为何服食硫黄,是韩愈生平研究与品格评价中仍无定说的关键问题。以韩愈自述的“足弱不能步”、张籍的《祭退之》诗、白居易的《思旧》诗与隋唐相关医籍相比对,韩愈确实服食了硫黄类的“药汤”;但服此药汤的目的,是对症下药地治疗脚气病中的“足弱”之症,而非喜好声色的壮阳之需。韩愈罹患“足弱”的病原,则与其长期的南土经历、丰肥的体型、远贬潮州的沉重打击有关。韩愈之卒,亦因“足弱”病症。而非硫黄中毒。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     

说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

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标准的思想,是在批判“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以《春秋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带上宋学的特征。其“绝统”概念的提出,则是受到了韩愈道统“绝统”说的启发。     

兰花的文化内涵与儒学的人格定位

兰作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它的内涵是多重的,自孔子对它的化内涵作了人格化定位后,它显示了自身的延展性,在不同的化背景下对儒学人格进行调整、补充。而图腾崇拜的心理机制,又使兰在儒学人格的象征谱系中始终占据着“王”的地位,体现了儒学中浓厚的“兰情结”。     

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与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作为宋明道学又一高峰,完成了儒学从程朱的“理本论”向“心本论”的过渡,其“乐本人心”音乐观将“心”与“乐”体用一源,把儒家礼乐践行指向人的内在自觉,更适用日常流行。阳明后学在此基础上将音乐审美引向了唯情说,也走向了儒学礼乐教化反面。本文通过探析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并对其美学意义加以分析。     

“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试论《儒藏》“论部”的分类方法

《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为构建儒学文献的著录体系,本文历考古今目录分类方法,立足自创的《儒藏》“三藏二十四目”分类体系,贯通“四部”,归本儒学,提出应在《儒藏》“论部”按“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五类来著录儒家理论文献。     

张廷芳家族的礼仪实践：明初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

14世纪下半叶,伴随元明易代而起的“重建礼制”运动,深刻影响了近世中国文化。欲了解此过程,除关注王朝的顶层设计外,还应从地方社会自身的逻辑出发理解明初礼俗改革。通过张廷芳家族祭礼改革,可以看到彼时泉州儒学的民间实践,它们与官方推崇和推行的理念不完全一致,其实质是使用本地儒学传统来凝聚乡族联盟成员的认同。从宋元到明清,泉州经历了从“文化多元”向“文化霸权”时代的转变。不过,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泉州的命运不是一个线性的“儒”进“佛”退的过程,泉州的“文化多元”始终以它特定的方式存在。     

论《儒藏》"史部"的分类问题

《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因此儒学文献也还没有自己的著录体系。四川大学所承担的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编纂”,采用“三藏二十四目”的《儒藏》分类体系,对儒学史文献进行全面的省察和系统归类,对《儒藏》“史部”文献则用“孔孟类”、“学案类”、“碑传类”、“史传类”、“年谱类”、“别传类”、“杂史类”来进行分类编纂。     

朱熹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

朱熹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汪高鑫,陈家骥致力于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是先秦儒学的重要特征和精神实质。作为宋代新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以“绍道统”、“继绝学”为己任,重新对人生哲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人生境界观和人生价值论。一...     

论新安理学对封建社会后期徽州的影响

由宋至清,程朱学说及其继承者新安理学,在徽州地区作为封建的正统思想维系了近700年之久,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一在宋代的思想领域中,理学占统治地位。宋代的理学,亦称“性理学”、“道学”和“新儒学”。它是以儒学的“忠、孝、仁、义”为核心吸收了释家的“超脱”、“修行”与道家的“无为”、     

叔孙通与汉初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之学。但是,儒学并非是从创立之初就受到统治者的信赖而一举跻身庙堂的。汉朝是儒学“佩印绶带”的分水岭。汉以前,在一连串跻身庙堂的努力归于失败后,儒学开始自我反省。汉朝初年,儒学内部分化为齐学和鲁学,以崇尚权变为特征的齐学充分发挥“通变”思想,使儒学逐步适应了汉初政治形势的需要。叔孙通为人机警,善于认清形势,能适时地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以具体的事功让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儒学的价值,从而使儒学开始正式的登堂入室。叔孙通是汉初儒学的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几部儒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兴起了儒学研究热 ,至今方兴未艾。 90年代儒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喜人的成果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几部儒学发展史专著。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 991年 6月 )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儒学发生、发展和演变史的专著” ,开了儒学发展史通史研究的先河 ,第一次从历史的高度对儒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审视。吴龙辉的《原始儒家考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96年 2月 )从崭新的角度将儒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政治群体来考察 ,旨在对原始儒家的演变过程及其学…     

严复与儒学

梁启超称严复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由于严复西学思想的突出而使人们忽视了对他儒学思想的研究。儒学对严复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严复思想的演进并不存在“离异”与“回归”问题;从严复具体的儒学观来看,他从未对传统化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严复处理中西方化关系的方法多样,在近代史上具有特色。     

浅议清代“吉林府儒学印”

“吉林府儒学印”,是黑龙江省双城县单城公社郑永大队青年农民寇晓荃手1985年8月在双城镇水暖器材厂基建施工中发现的。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吉林府儒学印”是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由礼部铸造的。这是一方铜质官印,印面呈正方形,边长6、通高10、印厚1.5厘米。印背有一椭圆柱状纽。印文镌刻汉满两种文字,右2行为满文篆书;左2行为汉字篆书,汉译均为“吉林府儒学印”。印背右刻楷书汉字;“吉林府儒学印礼部造”;左刻满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误解及其他

学术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做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 而是礼教; 他们所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 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 “评判的态度”, 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五四新文化派并没有把儒学当做一种死去的东西而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来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 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 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东汉赗赙制度研究

赗赙制度作为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东汉时期的赗赙制度是在继承西汉时期的基础上完善形成的。除等级性和阶级性的特点更明显外,朝廷还明文规定了各级贵族、官吏卒后所“赙”之规格;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赐谥、赠官印制度,此外还对注重名节和精通儒学之“士”也施之以“赙礼”,扩大了官赙的范围,这当与东汉时期尊崇儒学、奖励名节的社会风俗相关。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愈《毛颖传》新探

陈寅恪认为,《毛颖传》是“以古文试作小说”,“纯为游戏之笔”。(《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笔者认为,《毛颖传》不“纯为游戏之笔”,是韩愈发愤而作,是韩愈不平之鸣。试从韩愈的家世、生平、文艺理论,传奇内容以及与白居易诗、陆龟蒙文的比较等方面,详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