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边界及海域争议与我国安全利益

本文从国家安全角度展示分析了存在于我国周边的领土、边界和海域争议情况,探讨了这些问题与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关系。     

冷战后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与中国安全利益

冷战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主导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亚太的安全利益向纵深发展。同时,随亚太格局变化产生的国际矛盾斗争,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峻挑战。政治安全利益、军事安全利益、经济安全利益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核心成分。政治安全利益内容广泛,包括国家统一、民族关系稳定、反对宗教势力渗透、维护政治稳定等;军事安全利益着重表现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领土完整、防范军事威胁以及军控和防止核扩散;经济安全利益涵盖金融安全、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良好的投资环境、资源安全特别是能源安全、市场安全、运输线安全、海外投资安全等。     

试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国家利益观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对外政策也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性调整。邓小平同志依据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提出     

刍议冷战后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主要利益变化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主客观变化,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新的变化,反映到中东地区,就是地缘战略利益、能源安全利益、国际政治利益和经贸利益四个方面的变化。     

俄罗斯与欧洲安全体系

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为欧洲安全体系的重建创造了一个契机。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在重建统一的欧洲安全体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也是一个加入到欧洲安全体系中去的最好时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俄罗斯的外交举措对世界、尤其是对欧洲各国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尽管如今的俄罗斯综合国力与现实地位急剧下降,“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轧见《普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但出于现实条件和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俄罗斯仍然希望在欧洲安全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国家安全委员会定国安邦

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并于19时发布公告,提出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其中包括"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立即引起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英国路透社称:"中国已开始‘修补’安全问题,以此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安全隐患。"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令许多分析人士感到惊讶……但随着中国石油、矿业及建筑企业在全球扩张业务,中国政府确实也面临着在海外保护国民及国家利益的     

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

194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末,冷战对美国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一种全新的现代美国国家形态——"国家安全国家"——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总体准备"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国家安全国家构成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其创生、扩张和演进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总体政治变迁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联邦政府组织体制和对外政策决策程序的重组,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制度和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经历的持续变动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式总统权"之间存在复杂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国家安全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构成20世纪美国国家构建和国家扩张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对21世纪初中国海洋利益的初步认识

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布于陆地和海洋空间。长期以来，受自然条件、经济形态、思想观念和安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海洋方向的利益（以下称海洋利益）在国家利益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并不突出，甚至受到压抑和损害。从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国际海洋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的海洋利益不断凸显和拓展，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威胁和挑战。有效拓展和维护海洋利益已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项战略性课题。     

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对中国与中北亚关系的影响

本文从集体安全论和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析了发展与中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对国际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北亚有可资利用的自然、政治、经济资源。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中北亚国家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中国应发挥大国优势,兼顾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处理好灵活性和原则性的关系,以求同存异的和平外交战略推动与中北亚国家的合作,使上海合作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印尼苏加诺政府时期的澳印(尼)关系初探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是亚太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它们之间关系和睦与否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影响。苏加诺政府时期的澳印(尼)关系错综复杂,反复不定,虽然深受美苏冷战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反映了这时期澳大利亚与印尼国家利益的诉求。     

关于设立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基金的建议——以青海三江源地区为例

保障生态安全既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一,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之一。作者以青海三江源地区为例,提出设立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基金,列支中央财政支出项目,对国家重大生态安全进行长远投资的建议。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激励相容"的多赢机制,具有可行性。     

关于我国核电发展与设立核电站布局“禁区”的思考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核电站近十多年来呈现出大规模发展的态势。认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需要在全国部分人口与经济密集、大中城市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核电布局的“禁区”。渤海沿岸是国家的政治核心与经济枢纽，渤海及其附近区域核污染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本文着重分析了渤海沿岸地带核电站发展的情况，并且认为渤海沿岸地带应该成为国家最主要的核电“禁区”，根据我国核电站发展的态势，建议在“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对近十年来的能源政策进行调整，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国家利益，审视其可行性与合理性。在“核电绝对安全”的神话一再被破灭的情况下，重新调整核电发展方针，实行总量控制乃至逐步减少。     

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分析

北极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将对世界和中国产生深远的战略影响。北极航道的开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的海洋交通格局,在给中国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战略上的被动性。北极资源开发可行性的增大给中国增添了新的资源采购地选择和地缘经济参与机遇,同时也将带来新的挑战。北极地区地缘政治地位的上升将改变现有的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产生新的地缘战略关系,给中国带来复杂的战略影响,中国需加强筹划应对。     

地缘政治关系简析

本文从地缘政治学分析国际政治大国与全球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质,即地理位置、综合国力和战略利益在地域政治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制约和影响,及变化规律.     

理性地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备战”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曾经进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战争准备。这次战备 ,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当时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的必然反应 ,其决策的正确性不容置疑。这次战备有得有失 ,增强了国防实力 ,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但同时也给国家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汲取这次战备的经验和教训 ,对做好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不无裨益。     

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

文章对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存在于南海的九条以国界线方法标绘的“断续线”,确认了中国对线内岛礁滩沙的主权和对周边海域的海洋权益。“断续线”与领海外部界限、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主张线、菲律宾“条约线”等有着本质的区别。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征与启示

冷战时期,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北方安全、东南方严峻的基本态势;6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十分险恶;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有所改善;进入8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大大改善。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阶段性特征表明,国际格局和周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两大外部因素,中国对外战略和综合国力则是两个重要内因。事实证明,内因比外因重要。     

中国西南边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尺度分析——以瑞丽为例

边境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受到不同行动主体在多尺度空间上的话语和实践的影响,其成效关系着全国疫情防控成败的大局。本文以云南边境城市瑞丽为对象,运用网络文本分析和网络式访谈法,基于尺度概念化框架对瑞丽市边境新冠疫情防控进行尺度本体、尺度隐喻及尺度实践分析。结果表明：在尺度本体上,国家、地方尺度实体推动疫情防控边界向内延伸,实现了物质边界的再生产;在尺度隐喻上,权力机关运用尺度话语展现疫情防控中的国家意志,极大凝聚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精神边界,进而削弱了物质边界对人们造成的障碍;在尺度实践上,政府自上而下的疫情管控政策层层下移和普通大众自下而上的防控措施层层上推建构了人、物一体的边界,形成了双重性的再边界化景观,有效发展和巩固了中国内向性边界。     

Humanitarian security regim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novel concept, humanitarian security regimes, and enquires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ey arise and 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them. Humanitarian security regimes are driven by altruistic imperatives aiming to prohibit and restrict behaviour, impede lethal technology or ban categories of weapons through disarmament treaties; they embrace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s that seek to prevent civilian casualties, precluding harmful behavior, protecting and ensuring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survivors of armed violence.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regimes appear in the security area, usually in opposition to the aspirations of the most powerful states. The existing regimes literature has mostly take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analyzing cooperation, lacks a humanitarian hypothesis and does not explore the emergence of new regimes in the core area of securi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the processes of humanitarian security regime‐making, i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at is restructured to incorporate new normative understandings that then become part of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aspiration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ill this gap and its importance rests on three reasons. First, security areas that were previously considered to be the exclusive domain of states have now been the focus of change by actors beyond the state. Second, states have embraced changes to domains close to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e.g. arms) mostly cognizant of humanitarian concerns. Third, states are compelled to re‐evaluate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motivated by a clear humanitarian impetus. Three condi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humanitarian security regimes are explained: marginalization and delegitimization; multilevel agency, and reputational conce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