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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远成书于公元842年左右的《历代名画记》卷九云:“杨宁、杨升、张萱、已(以)上三人,并善画人物。宁以开元十一年为史馆画直,萱好画妇女、婴儿。”而在张氏条下称其有“《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惠比寿鼓)、《秋千图》、《虢国妇人出游图》,传于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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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485《文苑二·赵翼传》记载:嘉庆十五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卒,年八十六。《清史列传》卷72《文苑三·赵翼传》云:“嘉庆十五年,重宴?鸣,赐三品衔。十九年卒,年八十六。”《清史稿》的成书晚于《清史列传》,关于赵翼年岁的这段记载,《清史稿》袭之于《清史列传》。只不过省略了“十九年”三个字。这一省略实为不当,因其易造成赵翼卒于嘉庆十五年的错觉。《清史稿》(《清史列传》亦同)所记赵翼年岁实不准确。成书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李元度编的《国朝先正事略》卷43《文苑·赵瓯北先生事略》另有异说。其云:“嘉庆庚午(十五年),重赴鹿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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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北朝时期陕州的历史沿革,《隋书·地理志》没有记载。《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道二》陕州条下记载为:“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置陕州,以显祖献文皇帝讳‘弘’,改为恒农郡。十八年,罢陕州。孝武帝永熙中重置,西魏文帝大统三年,又罢州。周明帝复置,屯兵于此以备齐。”又据《魏书》卷106中《地形志中》陕州条记载:陕州,最初设置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治所设于“陕城”(今河南陕县境内),“领郡五,县十一”。孝文帝又于“(太和)十八年(494年),罢陕州”。可以认定,《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道二》陕州条记载的北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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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张氏高昌时期文物三题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史籍记高昌国情况,于张氏(孟明)政权最为不详。张氏政权处阚氏(伯周、义成、首归)、马氏(儒)二个政权之间,在高昌国史上曾起过承上启下等重要作用。但关于其建立,《魏书·高昌传》仅云:"五年,高车王可至罗杀(阚)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关于其灭亡,同传仅接云:"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记载如此简略,自然引起争议。《魏书·高昌传》中的"五年",指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北史·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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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史学》1960,(1)
我们根据安徽省、府、州、县志记载,将我省历史上近千年来的自然災害资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已分别发表过以下三篇: 一、《安徽地区历代旱災情况》(《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二期。《安徽史学通讯》前身); 二、《安徽地区地震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总第10期,本刊的前身); 三、《安徽地区蝗災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同上)。现在再将我省风、雹、雪、霜災害的资料整理出来,提供气象台、站以及有关建设事业部门参考。本文所取资料,是公元982年至1949年的将近千年的历史记载,但由于资料来源只限于本省旧的志书,所以内容很不完备,特别是早期卽10世纪至15世纪初这一段时期的资料更少,请有关方面在研究此项问题时加以注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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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华书局本《旧唐书》,发现有关历史事件时日记载互有矛盾处,今略作补正。1.唐太宗凌烟阁图形二十四勋臣时日。《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记载:“(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右卫将军、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戊申,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根据这条记载,此事当发生在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申日,但是,《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则记载:“十七年二月,诏图形凌烟阁。”这里记载的是二月,与《太宗本纪》不一致。究竟是正月还是二月?查阅《旧唐书》有关二十四勋臣传,多笼统言“十七年”而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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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是南宋时期一个在位较长的帝王。关于宋理宗的出生年代,按《宋史》卷41《理宗纪》、《宋史全文》卷31记载:为开禧元年(1205)。《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等采纳此说。《续资治通鉴》卷163“注”另持一说,为开禧三年(1207)。然《续资治通鉴》卷177“景定五年十月”称理宗死时“年六十一”。由此上推,开禧三年显然不符。查《宋史全文》有关记载,《续》“注”与之如出一辙。因此,“注”很可能为转抄之误。其实,理宗出生的正确年代,既不是开禧三年,也不是开禧元年。据宋人吴莱的《三朝野史》称:理宗“本命属鼠”。鼠为子年,开禧元年为乙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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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郭药师传》记载,“宣和四年(1122)九月,药师拥所部八千人奉涿(今河北涿县)、易(今河北易县)二州来归。”《金史·郭药师传》亦记载。“药师以涿、易二州归于宋。”按:认为郭药师以涿、易二州降宋,有误。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宣和四年九月,“辽易州将高凤以城来附,常胜军管押郭药师亦以涿州地及所部诣宣抚师降。”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亦记载,宣和四年九月十五日。“辽人知易州高凤遣僧明赞诣宣抚司,约束降。”“二十日刘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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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明校证《金石录》卷十一“祖了彝铭”条云“李氏名公麟,字伯时父,有《古器图》一卷,行于世云”。(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213页)注中又云《宋史·艺文志一》著录李公麟《古器图》一卷。案:《宋史》444卷,文苑六《李公麟列传》称“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故“字伯时”一语可单独成立,“父”字为下一句之首。即《古器图》一书系李公麟父亲所写,而非李公麟之作。《宋史艺文志》成书于元朝,赵明诚《金石录》为南宋时著作,故《艺文志》之《古器图》记载当系误引《金石录》之故,此亦后世诸如《安徽历史述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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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0年前,澳门有一位名叫邱熺的广东南海人在洋行谋生,外国人称他为A．Heque。当得知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1780—1874)正在澳门推行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5)刚发明不久的牛痘接种术时,他毅然辞去了洋行薪职而去接受牛痘术培训,成为最先推广牛痘术、掌握西医技术的中国人之一。他在1817年刊行的《引痘略》一书中写道,“凡种痘,皆用引法,而引毒从皮毛血脉肌肉筋骨同时而出,则牛痘为最捷也”,①试图运用中医医理来解释西人的牛痘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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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家族的《东昌张氏宗谱书》(以下简称《谱书》)始编于伪满康德2年(1935年)8月,共编入张氏族人7世。《谱书》为16开本,铜版印刷。谱书内印有族人的每个成年男子及其配偶的照片。在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之页中,印有张廷举单人免冠照片一张,其下为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和继母梁亚兰的单人照片。《谱书》由萧红的父亲、张氏第五代张廷举编撰。张廷举,字选三(1888年—1960年),1909年毕业于省立优级师范。曾任呼兰府初高两级小学校长,实业局劝业员、教育局长、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职。张氏原籍山东省东昌府辛县长兴社杨皮营村。远祖张岱于清乾隆年间来东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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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侠义军起义,《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一号)把它作为“土匪起事”列入“中国大事记”。后来国民党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时,根据《东方杂志》的记载仍把它作为“土匪起事”系日编入《长编》,并把袁世凯政府派兵镇压江淮侠义军攻下定远事,称为“官军克复定远”。迨1959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事记》(吉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才为它初次正了名,称为“乡民起义”,但还不够确切。因此,根据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的有关记载,补述一二。江淮侠义军,是“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安徽合肥、定远等地出现的一支反袁武装力量。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原安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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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穆宗纪》记载长庆三年(823)九月,“南诏王丘佺进金碧文丝十有六品”;。若依此理解,则当时南诏王为丘佺,且丘佺亲自入唐朝贡。与此相似的记载有《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三年九月,南诏王兵佺进其国信金碧文禄十有六品。”;据《资治通鉴》记载,穆宗长庆三年七月,“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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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二期《赵以炯中状元》一文云:清代“共考取状元八十九人”。此说显然有误。据朱彭寿《旧典备征》记载,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计殿试一百一十二科,其中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有状元,故清代共考取状元一百一十四人。此外,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共考取武状元一百零九人。如果将二者合计,那么清代文武状元共有二百二十三人。朱彭寿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曾任典礼院直学士、练兵处文案委员。北洋政府时期,曾担任《清儒学案》总纂,对清代科甲情况极为详熟。他的《旧典备征》被时人称誉为“详稽博考”,“既备且确”,因而可信度是颇大的。鉴于该书流传范围狭窄,特将其中“各省状元人数”和“武鼎甲考”两条部份内容摘录于后,以供读者查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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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一年(1872)版《桑植县志》记载:“汉高祖五年置充县,东汉因之。”《同治直隶澧州志》记载:“充县在(慈利)县西二百四十里,即今……桑植县治。”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考证,汉代充县县治位于今桑植县境内。这些记载表明桑植县的建制可以上溯至西汉建立伊始,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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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光明日报》的《关于‘天都外臣’——汪道昆》,使我想起与汪道昆“不歃而盟”的”白发边才”戚继光。汪戚二公皆安徽人(戚世封山东登州,一谓山东人),又同为既有武功,又有文名的明代重臣。传世的《太函集》和《止止堂集》,真实地记录了多事之秋的嘉靖、隆庆、万历三代近半个世纪内“边患与内忧”的纷纭国事以及他们的经历和深厚情谊。据记载,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十二月廿八日,戚继光在山东登州逝世后(享年五十九岁,一五二八——一五八七),长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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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档案》1986年第四期刊登了刘敬坤同志的《冢田攻何许人也》一文,内称“我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击毙日军中将级以上高级将领三人,另有大将一人曾为我国击伤,后在中国毙命。”此四人为: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1939年11月7日为我第十八集团军杨成武部击毙于太行山灵邱境内雁宿崖地方)。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郎中将(1942年5月28日为我第三战区守军击毙于浙江金华、兰溪地区)。日军驻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为我第五战区驻安徽大别山区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第138师高炮队击毙于太湖县上空)。日军第六方面军冈部直三郎大将(1944年11月下旬,为我国及盟国混合机群击伤于长沙机场,1946年11月28日死于上海)。根据有关资料记载,笔者认为尚有一日军高级军官为我军击毙,此人名水川伊夫,日军皇族,为日军驻绥西中将警备司令。1939年12月19日至1940年3月22日,驻守绥西的我第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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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史学》1991,(1)
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吴汉伐蜀。十一月,吴汉率军入屠成都。但在具体日期上,史书记载有出入。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戊寅,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创,夜死。辛己,吴汉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另据《后汉书·天文志上》,十一月丁丑,“汉护军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即戊寅),(吴)汉入屠蜀,所杀数万人,夷述妻宗族万余人以上”。丁丑和戊寅相差一日,而戊寅和辛己则相差三日。那么是《光武帝纪》记载正确,还是《天文志》记载正确呢?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光武帝纪》校勘记认为吴汉入屠成都的时间是戊寅。此说不确。吴汉入屠成都的时间应为辛己。理由如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