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师夷制夷”与维新变法运动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近代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起初,“夷”字还包含着清廷官员对西方国家的蔑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逐渐形成近代外交观念,往日虚骄自大的心态已经荡然无存,“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是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制西方侵略的代名词。“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本文试图探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在“师夷”和“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陈忠实小说与秦地历史文化——“反正”和“交农运动”

关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陈忠实的长篇巨著《白鹿原》,通过对近代关中地区“禁烟”、“围城”、“年馑”、“瘟疫”、“反正”、“交农运动”等许多重大社会事件的描写,全景式地概括了关中地区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世纪的天灾人祸、历史沧桑,寄寓了关中历史文化的诸多内蕴,颇具丰瞻而厚重的史诗品味。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村名错释辨正

章就山东胶东半岛大部分村庄村名碑对村名渊源的释错误谈了三个问题：一、“营”与“寨”并非皆指“军营”和“兵寨”;二、村名的“俗化”与“雅比”造成的谬误;三、忽视和曲解方言导致的谬误。     

论“墨学复兴”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近代“墨学复兴”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无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 ,还是在近代科技文化发展及世风伦理的转变过程中均对近代社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研究这一历史现象对今天新价值观的构建也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

存在于1911—1924年间的广东商团,堪称近代中国社会之特殊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磨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金钥匙”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角度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金钥匙”。为此,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运用好这把“金钥匙”,对于进一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爱的虹桥——青海省社会工作协会纪事

时光跨入21世纪,地处高原的青海省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各行各业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多地经历着从“单位人”、“企业人”向“社会人”的转化,面对各种社会问题,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与美国工业社会的成熟

“伟大社会”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所实施的当代美国最为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纲领的福利计划、反贫困计划、保障民权的举措以及税制改革、城市更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动,在立法上都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在实践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它把美国进一步推向“福利国家”的道路,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它部分地解决了美国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推动了美国工业社会的完善与成熟。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北大荒”开垦史

我作为农垦一兵,有幸参加了“北大荒”早期开发建设,并在这片土地上连续工作了30年,在耄耋之年,愿将“北大荒”巨变中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及搜集的有关资料,加以归纳整理,以飨读者。     

神秘游戏探密

我国民间自古就有关于“扶乩”之类的活动,近代以来称为“扶箕”,俗称“落簸箕神”等多种不同名称,迷信乎?游戏乎?甚或什么“神功”、“超人”乎?在此有叶春生先生一篇专稿,专门论述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本刊在此特别说明：这仅是一方之言,如有兴趣的读诸君,欢迎参加讨论,以期对此民间活动有个较清晰的认识。     

强化队伍建设是提升服务水平的关键

中宣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早在2004年就联合发文,要求加强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工作。如果说,“展示”是博物馆“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那么,“服务社会”则是其根本职能。从深层次说,博物馆高质量的服务社会,服务观众,既是在实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又可以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郭德纲以“德”为纲？

“圈地门”风波再起,本可置身事外的郭德纲因为支持其徒弟殴打记者一事使其成为众媒体的“箭靶”,在博容上发表文章力挺其弟子和采用“不如妓女”等词来谩骂记者更是引起广大媒体和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攻击,更有网民嘲笑其是“无德无良无耻”的“三无”艺人。娱乐界艺人失德事件时有发生,此次郭德纲事件更是增添了人们对艺人“道德”的怀疑,人们在欣赏艺人的“艺”的同时也呼吁其“德”的端正,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明治前期日本天皇宗教权威的构建

《明治宪法》的颁布将明治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奠定了近代日本宪政体制基本框架。天皇宗教权威是通过重申“天照大神—天皇”结构,使天皇“神圣”化以及“神圣天皇统治”共识化而形成的,是官方宗教政策与社会尊皇倾向相互“匹配”的结果。明治政府主导的祭政一致、祭教分离体制,明确“天照大神—天皇”传承是天皇统治神话的核心内容。“神圣天皇统治”的政治神话以“国体”形式落实在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之中,推动了“神圣”天皇共识化。近代日本存在以“神圣”天皇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