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件视野下的遗产阐释与展示溯源及发展

《雅典宪章》作为第一份有关历史古迹保护的国际性文件,除对保护技术问题的探讨外,为后续在遗产领域“阐释”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美国学者弗里曼·蒂尔登首次提出阐释定义和原则开始,到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遗产阐释与展示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得到发展,其内涵外延也随着遗产概念与保护理念的延伸而不断拓展。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自诞生以来就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将教育功能置于其工作的核心位置,阐释与展示覆盖的范围、发展方向也随遗产概念和新兴关注方向的演化而调整。作为链接遗产地与公众之间的重要纽带,阐释与展示既离不开对遗产价值的提炼、挖掘与再认识;也离不开对遗产周边环境的理解、对目标群体的探析、对适当方式的选择等。可以说,阐释与展示在遗产保护管理中贯彻始终,不仅链接了遗产的过去,又帮助遗产搭建了通往未来的桥梁,在遗产保护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于文化线路视野的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安徽段隋唐大运河为例

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完全具备文化线路的基本要素,对于它的保护应建立在对其性质、价值和特点进行充分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大运河在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和繁荣的程度不同,大运河的建设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前被视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可以被认为是大运河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阶段,也可被视为是大运河繁荣的一个阶段;元、明、清被认为是中国大运河实现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的阶段。安徽段大运河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必须先开展资源调查,弄清家底,然后进行科学研究,并从整体上编制保护规划,努力延续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和原真性。同时,运河遗产保护还需形成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做好展示和阐释,鼓励沿线社区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等。     

鼓浪屿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展示实践——从方法论到落地实施

在鼓浪屿预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准备工作中,遗产阐释展示设计团队所承担的工作包括:制定宏观的遗产阐释展示实施规划,针对不同的受众的需求,将抽象、专业的文化遗产价值结合物质遗产策划一系列可视化、可传播的阐释展示项目。在微观的遗产展示标识牌设计及制作实施中,把对遗产地及价值的认知渗透到每一处工作细节。策划共享遗产专题展览,从全球视野和共享遗产概念重新审视和客观阐释鼓浪屿文化遗产价值。这些关联性较强的工作不断加深了团队对遗产价值认知是一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础的理解。     

遗产旅游视角下宁波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问题浅析——兼谈韩国济州经验

2008年ICOMOS通过的《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宪章》是做好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工作的重要指南。该宪章指出,文化遗产地的阐释(interpretation)与展示(presentation)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遗产旅游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并提供了一套操作术语和专业原则、技术手段和方法。宁波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践中,存在着"重本体保护,轻阐释展示"的现象。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的成功做法表明,遗产是本土的,但阐释遗产(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是"世界的"。     

笔谈：阐释与展示——文化遗产多重价值的时代建构与表达

遗产的概念和分类具有多样性特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需要尽可能地把多元的遗产创造、多元的遗产继承、多元的遗产认同以多元的展示方式呈现出来。遗产阐释是一项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并可能伴随多重价值冲突的信息传递活动。遗产阐释不是专家独享的学术和教育活动,而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弄清楚“谁之阐释”“何种阐释”问题。“谁之阐释”,强调了文化遗产阐释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何种阐释”,探讨的是如何讲好遗产故事,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的启迪和教育价值。文化景观和原住民的居住、生产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如何完成际代传承,将继承于前人的文化遗产,赋予当代的记忆和思想价值而完成新的际代传承交于我们的后代,从而保证遗产的延续性和历史完整性,是文化景观当代阐释必须考虑的问题。数字化为遗产阐释提供了实现方式和技术支撑,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真实、完整的价值内涵和价值体验,还可以建立起价值阐释的包容性机制。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遗产的阐释权从专家更多地向大众转移,从传统的“专家生成内容（PGC）”转向“用户生成内容（UGC）”,真正推动遗产的共享和共建。负责任的文化遗产旅游阐释不仅仅是一个遗产价值传递与公众教育的传播过程,...     

大运河的文化积淀及其在新世纪的命运——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的回顾与体会

大运河是中国惟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型的人工水系,2008年大运河申遗联盟的成立正式启动了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申遗工作。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东南大学制定了大运河遗产一阶段保护规划要求,组建了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申遗专家委员会,2012年9月,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在扬州讨论和制定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定,2013年大运河申遗的文本将提交世界遗产组织。国家文物局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大运河申遗与保护的关系,申遗只是一种推动保护的方式,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揭示和展示大运河遗产所蕴含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以及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特色并将之传承后代是这一运动的基本宗旨。申遗过程也像是一场对中国学术界和行政机构的国际考试。     

大遗址阐释系统构建初步研究

<正>一、前言大遗址,即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1]。有效的对大遗址实行保护,发挥其价值,使大遗址的保护能够惠及民生,是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头戏。展示作为联接公众与遗址的之间的桥梁,是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然而,现阶段展示工作存在着"方式单一、内容单一、信息源单一"等问题,使得公众无法真正了解遗产的价值、无法了解     

可持续旅游视角下的遗产阐释理论与规划方法研究

遗产阐释概念的不断发展、全球化遗产旅游的逐渐兴起以及数字技术和媒体通信的进步,为遗产地总体规划、技术手段、遗产管理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也对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利用科学出版物数据库检索关于遗产阐释和可持续发展的文献,进行定量和定性数据分析（文本挖掘、主题扩展、内容分析）,了解与遗产阐释计划实施相关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定遗产阐释在可持续旅游领域的有效性,明确在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发展规划中导游和创造性在遗产阐释中的作用,以此提出遗产阐释性规划的方法。     

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问题的讨论——首届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笔谈

遗产价值是遗产话语和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专家主导的权威遗产话语体系深刻地影响了遗产的价值认知与实践。旅游作为遗产利用的方式之一,与遗产保护呈现出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从各自学科的价值观念出发,阐释了对原真性——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的理解。遗产领域更强调对遗产客体(物质遗产本身)的保护,旅游领域则更关注主体(在地居民和游客)的实地体验。遗产的建构或遗产化,往往与建构的文化真实性、地理原真性或历史连续性的社会想象联系在一起。伴随着"遗产热",不同利益的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对遗产价值进行多重的阐释。对遗产的表征性和建构性及其背后的"遗产政治"(即遗产与权力、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关系)的关注,推动了批判遗产研究的兴起。站在文化遗产本体的角度,对于特定的文化遗产类型来说,特定程度的再利用本身意味着或至少有助于其功能意义上的一种延续,本身可以视为"保护"其价值内涵的方式之一。不同行动者的功能角色与行动作用的对立性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过程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包容的遗产价值观,是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协调发展的首要路径。     

文化遗产旅游分歧与融合的理论基础：真实性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文化和旅游融合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真实性是其核心问题。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由于真实性被局限在一个偏向于本体、原状、过去、历史价值的视角中,旅游的商业利用与遗产的真实性保护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旅游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真实性问题。国际遗产思辨研究和旅游研究成果显示,参与文化遗产(物质与非物质的)旅游活动的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文化遗产价值的构建,而他们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体验是融合文化遗产和旅游中两个真实性的理论基础。"主观真实性"是其中一种可能的真实性理论融合方案,这种建立在"以人为本"理念上的真实性概念,可以更好地阐释在旅游活动中人与遗产本体的互动关系,从而将文化遗产和旅游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融合起来。     

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金牛道展示及利用设想

金牛道是蜀道交通网络中的主干道,长期作为古代官方驿道,直接联通了关中重镇的宝鸡、陕南中心的汉中、四川北部重镇广元与西南首府成都,促进了西南地区与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我国已启动以金牛道为基础的蜀道路网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的申报程序,但仍在遗产认知和保护实务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在观察分析金牛道的现状和构成的基础上,对其性质及价值进行了探究,并总结了因未认清线性遗产特殊性而导致的问题。文章提出金牛道展示与利用应当以线性遗产的整体性为核心,明确线性文化遗产的性质,对古道进行疏通,以完善遗产系统;建立一套统一而凸显要素特征的阐释框架,并利用标识系统直观表现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面貌;在对遗产进行展示时,需考虑到金牛道是一套自然与文化要素复合的系统,不仅需要关注遗产点,更要坚持对遗产及周边环境的保护性展示,避免开发性破坏,以提供具有统一感官体验的参观氛围;同时,金牛道的展示与利用要根据线性遗产的形态及内涵特征,推广动态式参观,并凭借系统内的各构成要素打造独特的文化体验式旅游,充分阐释金牛道的丰富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多层级价值整合的重要性与研究方法——以清西陵为例

价值评估是我们认定文化遗产构成、开展保护工作的依据,全面、整体阐释遗产价值对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遗产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的概念强调了国际与国家层级的价值,较少顾及当地与社区层级的价值,可能造成价值阐释的不完整,从而带来遗产保护与管理的问题。以清西陵世界文化遗产为例,陵寝机构在时代转变之中留存为守陵村庄,家族历史赋予守陵人后代独特的身份认同,村庄历史与当地民俗可以作为清西陵建造、管理历史与礼制文化内涵的生动解说。同时,遗产地居民在地方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当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遗产管理之中,重建他们与遗产的联系,从而赋予遗产地以新的活力。     

原真性理解：旅游与遗产保护视角的演变与差异

“原真性”是一个动态、多元和复杂的问题。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强调客体本身衡量标准,讨论建构公认的遗产保护标准体系与技术指标;而旅游研究则强调主体的实地体验,讨论主体对客体“真”、“假”的辨别及其体验效果。旅游与遗产保护是一个互动演进与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中要从互动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原真性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的定义、分类及价值追求

非遗是"无形"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流变性、即时性等特点,非遗展示经历了原生态展示、民族民间艺术展示、"活态"展示三个阶段.当代专业的策展工作者需从狭义定义去界定非遗展,以当代视角和审美意识去理解、把握、呈现非遗的传统文化属性,在展览策划中体现出策展者保护非遗的主观意识,从"全遗产观"视角策展,在展览中阐释非遗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属性,积极搭建传统文化和现代审美的桥梁.     

笔谈：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定位、价值挖掘、传承展示及实现途径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文化属性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突出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综合保护,并将利用与传承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凸显,其目标是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彰显中华文化的引领和标志作用。纷纷提出主体功能区布局和基础工程建设内容。但如何建立起以价值传播为核心的传承展示体系,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问题之一。既有的考古工作可以为文化公园的价值凝炼、主题表达以及规划布局提供技术支撑。但在以文化公园建设为背景的新一轮规划和建设热潮中,线性遗产本体的保护传承利用,特别是生态修复和沿线环境建设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危险和危害甚至已经出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考量,用什么样的方式向公众阐释遗产价值,在实施中如何做到"统分结合"、功能化建设有所侧重以及公益化项目的商业化,等等。将线性文化遗产建设成国家文化公园,推动中华文化标识建设,也必须处理好线性遗产的复杂形象与文化标识的关系,科学地设计与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相适应的线性遗产旅游产品体系,并创造性地推动社区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使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均成为遗产价值的传播主体,由此增加国家文化公园的活力和运行可持续。     

对批判遗产研究中权威遗产话语问题的再审视——以上海提篮桥地区为例

关于“权威遗产话语”的讨论发展至今,仍有学者质疑其是否存在过度诠释的倾向,也仍有学者对其采用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解。上海提篮桥地区的遗产案例说明,物质本体第一位、价值的选择、横向做比式的遗产话语生成模式的确是存在的;保护与展示的“共谋”也能进一步推动遗产话语的生成;但所谓的专业化的自洽逻辑、动态发展过程、内在兼容性、现实条件的制约等因素也都是不应被忽略的。     

鼓浪屿历史性城镇景观保护研究初探

目前,鼓浪屿正式获中国政府推荐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作为城镇型的遗产地,其承载世界遗产价值的城市遗产的日常保护与管理、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遗产环境的维护、遗产蕴含的历史文化的阐释及展示等工作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首先从自然基底、建成环境以及非物质层面与社区场所精神简要分析承载"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载体。随后以历史性城镇景观(HUL)保护方法的视角,分别论述如何动员从"自上而下"的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层面,以及"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层面的力量,共同对价值载体进行全面、可持续保护的方法。希望通过历史性城镇景观的保护方法在鼓浪屿的实践,继续探讨这种方法运用在更普遍的历史城镇遗产保护中的可能性。     

浅析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基于价值的特点、关系和本土语境

价值问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价值种类无穷无尽,可从更宏观的角度(类别和属性等)将这些价值与传统的三大价值区分开来,结合本土语境重新阐释,从而形成一个以文化价值为统领、由核心价值和外化衍生价值组成的具有包容性的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为历史、美学和科学技术价值,外化衍生价值为经济、实用和教育价值等,可称为社会价值。价值评估应根据遗产两类价值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核心价值属性超脱,普通人很难直接认知,所以需要通过专业工作者研究和挖掘后以恰当形式进行阐释和展示;外衍价值可被普通人直接感受,所以评估外衍价值,还需要吸收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形成基于共同认可机制得出的社会价值。遗产文化价值的传承,首先是实现价值认同,其次是为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合适的出路,把控挖掘衍生价值的"度",在最大程度保全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合理利用。     

山东省近代外来建筑遗产的历史蕴意

近20年来众多外来建筑遗产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省也有青岛、烟台、济南等地十多处外来建筑进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外来建筑遗产有着丰富的历史蕴意,以山东省为例,它能反映近代山东的开放过程和程度、中外文化交流程度和近代山东复杂的矛盾斗争历史。这些历史蕴意启示着对外来建筑遗产的保护有重要的意义,也昭示着做好历史阐释的重要性,也要求我们对外来建筑遗产的展示要对历史有足够的重视。     

基于本体的建筑遗产保护知识组织方法

建筑遗产保护和管理过程中诸多的复杂遗产信息涉及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有着多样化的来源与组织形式。但是面对全面记录归档这些建筑遗产数据的需求,当前常用的建筑遗产信息管理方式却容易使这些多源异构数据变得分散且孤立。源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本体技术可以提供良好的知识组织和表示能力,近来逐渐被用于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知识建模。本体在建构时整理领域内的知识,总结抽象出领域内公认的概念与约束,提供对该领域知识的共同理解。本文从建筑遗产数据的存储管理、标准化共享与知识挖掘三个面向出发,梳理并讨论了现有的建筑遗产本体研究中本体的应用模式：针对存储管理,通过本体的关联能力为多源异构数据提供互操作性;针对信息共享,通过本体给出通用概念与关系的明确定义,以实现共享;针对知识挖掘,基于本体提供规则表达与知识推理的能力,实现建筑遗产知识复用。在讨论了建筑遗产保护领域本体技术的应用模式与不足后,本文提出了建立通用建筑遗产保护本体的要求,同时进一步展望了本体技术在资源重组和价值阐释上为建筑遗产保护带来的智能化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