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

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文化—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根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它滥觞于明清之际,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二、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三、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和时代主题下完成的;四、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并没有终止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化完成了二千多年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不断秉赋新质和创意。转型不是固型,任何主流文化都要在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申日臻强化和完善自身。     

论张謇的建城思想

南通近代城市是随着张謇所办的近代工业和教育形成的,是我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规划设计、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在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史上具有特定地位。张謇先生全面经营南通的近代城市建设理念,对我们当今城市规划建设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张謇打造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

正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发表于2003年第六期《清华大学学报》一篇文章中说:"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并提出"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初步推论。     

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8年11月17—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围绕"史学或文化的近代转型理论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研究"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基本特征刍议

近代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一种传统思想的内在发展,且与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相吻合,处于不断演化过程中,内涵比较丰富,其体现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外在形式时代性与超越性互动,主体意识自发性与自觉性结合,内在实质疑古,复古与创新统一,客观效果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这些特征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

晚清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曾对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政治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嘉道经世思想家就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过批判,鸦片战争后他们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又介绍过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的批判和介绍,推动了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在经济上,嘉道经世思想家于鸦片战争前即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对人们的禁锢,充分认识到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他们不仅萌发了重商主义的意识,而且还提出了发展民族主义工矿业的主张,这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思想和学术上,经世思想家批判"宋学"、"汉学",主张学术经世,提倡一种注重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对中国思想和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专家、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在对南通的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认真考察后,经续密研究、反复论证,提出了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命题。这一命题得到了学术界、理论界、史学界及张謇研究者的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