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博局镜的命名问题

汉代王莽前后新出现一种铜镜,其背纹饰中除设置了四神外,亦有TLV符号,有人将这种符号纹饰称之为规矩纹,亦有人称之为博局纹。因而此种铜镜有人称之为博局镜、有人称之为规矩镜。这两种命名分别代表了对镜背TLV纹来源探索的两种不同观点,博局说认为是博局图案,TLV也包含在博局图案当中。规矩说认为源于三种测量工具。哪个观点更经得起推敲,考古出土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种种证据显示,博局说更合理、可信。本文支持的正是博局说,赞同"博局镜"的命名方式。     

东汉尚方四神博局纹铜镜

石家庄市博物馆珍藏有一件东汉尚方四神博局铜镜。这面铜镜1974年夏出土于石家庄市郊区瓮村东砖厂,形制精美,纹饰古朴,是铜镜繁盛时期的典型器物。     

河南南阳牛王庙村1号汉墓

2000年8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阳市内建设东路牛王庙村的农贸市场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在2000NNCM1(以下简称M1)内出土一件有三圈铭文的铜博局镜。该镜保存完好,铸造精细,而且铭文内容丰富,较为罕见。现将该墓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洛阳道北西汉墓出土一件博局纹铜镜

1983年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道北石油化工厂家属院发掘的一座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博局纹铜镜一件(图一)。该镜不仅制做精良,纹饰华美,而且还有内容罕见的铭文,为研究西汉晚期的物质文化生活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四川汉墓画像中"钩绳"博局与仙人六博

四川汉墓中流行的六博画像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宴乐六博,所用博局与其他地区出土一致;一类为仙人六博,所用博局为四川汉墓特有。后者以二绳四钩象征当时观念中的宇宙模式,仙人六博于其上,象征着以阴阳六爻运行宇宙,且与升仙思想有密切关系。     

河北出土汉代铜镜(上)

河北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的地域广泛,种类多样,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手工业技术的发达。本文根据出土铜镜的不同形制和装饰特征等,将其分为素面镜、草叶纹镜、星云镜、铭文镜、博局镜等15个种类,分别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与其它地区出土的铜镜进行了比较,确定了不同种类铜镜的流传时期。     

陶博局及六博俑

陶博局及六博俑,1972年灵宝县张湾东汉墓出土,现藏河南省博物馆。博局与俑均为陶质,外施绿釉。通高24厘米,长28厘米,宽19厘米。置于坐榻之上。坐榻正中有一长方形盘,盘的一边为六支筹码,筹呈长条状;盘的另一边放着一个方形棋盘,棋盘两端各置六枚棋子,棋子为长方形。棋盘中间被称为“水”的地方,置有两“鱼”,“鱼”为圆形。从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博局。博局两边,二人跽坐,头戴平巾帻,身著短衣,双手前伸,     

河北出土汉代铜镜(下)

河北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的地域广泛,种类多样,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手工业技术的发达。本文根据出土铜镜的不同形制和装饰特征等,将其分为素面镜、草叶纹镜、星云镜、铭文镜、博局镜等15个种类,分别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与其它地区出土的铜镜进行了比较,确定了不同种类铜镜的流传时期。     

宋代出土的楚王(今酉)章钟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标有乐律名称的曾侯乙编钟,钟架下层悬挂有一件楚王?章为曾侯乙做的镈。这件镈的出土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宋代恰好出土过两件与此同铭的编钟。这两件编钟最早见于《薛氏》著录,据说是湖北安陆出土,出土后归方城范氏收藏。     

江西萍乡新出土的西周甬钟

江西萍乡继1962年7月在彭高乡出土两件市钟之后,先后又在1984年3月芦溪区银河乡邓家田村和1989年4月安源镇十里埠村出土三件西周时期的角钟。三次民钟的出土为研究赣西地区——萍乡在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和青铜文化以及冶炼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1962年在彭高乡河里出土了两件雨钟,出土时两件顺叠,器身粘有白膏泥（见本期彭适凡文,图七）。由于萍乡当时还没有文物部门,两件器物于1963年1月已由江西省博物馆列为二级文物收藏。此两件而钟已在江酉《文物工作资料》1963年第1期由程应林同志予以介绍。1984年3月下旬,在芦溪区银河…     

城固洋县商代青铜器群族属再探

陕西城固、洋县自1955年至1990年多次出土大批商代青铜器(以下所引城固、洋县材料不再加注),依据历次简报进行统计,1955年至1976年城固出土490件,1980年至1981年城固出土75件,1986年城固又征集了5件商代青铜器,1964年至1990年洋县出土65件,两地商代青铜器总数已达635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许多学者撰文对其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创见,观点尚有分歧。     

西安古桥遗址出土汉代大型铸铁件的分析研究

本文对西安古桥遗址出土的两件大型铸铁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两件大型铸铁件应为浮桥的地锚,其名称应为"桥敦",渭河古桥遗址出土的桥敦材质为灰口铁,制作方法为地坑立式倒浇法一次性浇注成型;涝渭河古桥遗址出土的桥敦材质为过共晶白口铁,制作方法可能为泥范法。在对样品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及夹杂物分析后,本文初步探讨了两件大型铸铁件的重量、制作工艺与用途等问题。汉代不同地区出土的浮桥桥敦器形基本一致表明汉代对桥敦的形制、重量和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     

马鞍山地区馆藏汉至两晋铜镜的分类及特点初析

马鞍山地区馆藏汉至两晋的铜镜十分丰富,类型有蟠螭镜、博局镜、日光镜、连弧纹镜、禽兽镜、神兽镜、变形四叶镜等,基本涵盖了该时期的铜镜类型。文章通过对马鞍山地区馆藏汉代至两晋铜镜的纹饰和铭文进行分析,总结出其铸造时代多集中在汉末和东吴早期以及出土地点较为集中在雨山区和金家庄区的两大特点,并通过这些铜镜的纹饰对比,初步探讨其铸造地点分别为浙江会稽和湖北武昌。     

规矩镜与博局镜议

在出土汉代众多的青铜镜品种中,四神规矩镜或称四神博局镜大概是文博界、考古界以及铜镜收藏界最熟悉的镜种。在数十年前,四神博局镜一直被人们称之为四神规矩镜。对于四神规矩镜名称的命名,是古代文献中流传下来的,并非现代学界所定。而对于四神规矩镜名称的延用,笔者认为前人有足够的道理。     

博局铭文镜刍议

正汉代铜镜中的TLV纹,因其形似神话传说中的创世之神伏羲女娲手持的规矩(象征:天圆地方),早在20世纪初期即被日本学者称为"规矩纹",并把饰有这种纹饰的铜镜称之为"规矩镜"。尔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学术界一直沿用此名。但随着"六博局"的偶尔出土,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发现"规矩纹"与"六博局"的纹饰是相一致的,因此,对"规矩镜"的命名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应该称为"博局镜"或"六博纹镜"。     

歙县元代窖藏瓷器的几点观感

1987年4月,笔者赴安徽省进行古窑址调查时,有机会观看了歙县博物馆收藏的县医药公司基建工地和人民银行歙县支行建筑工地近年出土的两批元代窖藏瓷器。医药公司基建工地出土109件卵白釉印花瓷器,其中折腰碗31件、盘78件,内壁都印缠枝牡丹纹及"枢府"两字。人民银行歙县支行建筑工地出土54件瓷器,其中有蓝釉爵杯、白釉描金高足杯、白釉葫芦形执壶、卵白釉云龙纹高足杯、青白釉爵杯和印花(?)等,另有青花高足杯等残器。     

济南出土的黑釉鸡头壶

1975年,济南市东南郊济南灯炮厂工地出土了一件黑釉鸡头壶,伴出的还有两件青瓷盘口壶。出土现场情况不详,从器物的完整性推断,当为随葬品。     

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分析及其年代

为研究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铜铁器的制作技术及其年代,本文对第3次发掘出土的17件铜器和3件铁器进行了成分分析,部分器物进行了显微组织观察。结果表明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元素有铜、锡、铅、锑、砷等多种成分,当时已有较多的合金配比知识,加工方式多样化,处于较为成熟的青铜时代。2件铁器出土于第6层,1件铁器出土于第5层,出土于第6层的1件铁器进行了金相观察,为人工冶炼的块炼铁,是铁器时代的产物。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器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出土的铜器也有密切的联系,结合碳十四数据,本文初步推断剑川海门口第3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年代应处于春秋到战国时期。     

对鄂尔多斯北方青铜文化时期金银器的新认识

本文是以上四位作者对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所收藏的北方青铜文化时期的金银饰牌,以及伴随出土文物进行调查的研究成果.调查分两次进行,分别为2012年8月2日-6日和2013年8月5日-6日.本次共调查了175件文物,其中青铜器99件、金器49件、银器23件.包含了西沟畔墓地、碾房渠、石灰沟、宝亥社的出土遗物.这里选择西沟畔2号墓、碾房渠和石灰沟出土的61件金银器进行分析.     

金沙遗址出土的两件文物介绍

2006年6月10日,为纪念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中央电视台“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对出土太阳神鸟金饰(金饰上的太阳神鸟图案在2005年8月16日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金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的现场直播行动。这次直播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共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200余件。其中有两件文物尤为引人注目:一件是刻有肩扛象牙跪坐人像的平行四边形玉器,一件是石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