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的历史

阴历正月十五,是我国独具风彩的民间传统“元宵节”,又称“元夜节”、“元夕节”、“上元节”、“灯节”。据《岁时杂记》说,这是沿道教陈规。道教称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合称“三元”。其实,“上元节”的起源却在道教之前。     

父母的称谓及称呼

中国传统的称谓是管父亲叫“爹”,管母亲叫“娘”,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爹”是由“父”和“多”上下结构组成,“父”在上,表示父亲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多”在下,表示父亲在占主导地位时,财富越多越好,衣食无忧。“娘”是由“女”和“良”左右结构组成,“良”就是“好（良好、优良、善良）”,特别强调做了母亲的女人要“善良、贤惠”。由上可看出古人对于父亲、母亲的称谓的良苦用心,从中窥见东方文明的博大精深。     

知识分子头上的契卡幽灵——专政的列宁、执法的契卡和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当“契卡”在广大农村实行“十字军讨伐”时,其火与剑的锋芒同时也指向了知识分子。作为“怠工者”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罪不容恕地被列于“资产阶级”的阵营之中。     

《法华经》的文献学研究——观音的语义解释

观音菩萨,在中亚地区出土的5—6世纪《法华经》梵文残片中作Avalokitasvara（“见声者”）,而在时间晚於此的梵文写本中作Avalokitesvara。通过对这一菩萨名汉译词的考察,我们发现其经历了从“阐音”、“见音声”、“光世音”、“观世音”、“观音”等古汉译至“观世自在”、“观自在”等新汉译的变化。但是,Avalokitasvara的语义不甚明了。在犍陀罗语中,“svara”有“声,音”和“念”两种意思,因此,Avalokitasvara在犍陀罗语．中可以理解为“见念者”。但随着svara“念”的意思日渐模糊,後人很可能就按照梵文svara的字面意思把Avalokitasvara解释为“见声者”。漠译《法华经·普门品》韵文部分即把Avalokitasvara这一菩萨名理解为前者,而散文部分则又理解成后者。     

地方志工作定位的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存史、资治、育人、兴利”只是地方志的功能。而不认为是地方志工作的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志工作的发展。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应定位在“存史、资治、育人、兴利”上。地方志工作首要的定位是“存史”．要处理好资料性和著述性、真实性和思想性、部门志和地方志、普适性和地方性的关系。其次,要定位在“资治”上。作为“资治”要明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要看到过去,而且要看到现在和未来;不仅在“治民”,而且在“治官”,并且要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同时．论文对地方志如何“育人”、“兴利”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当代艺术家作品的市场前景

“当代艺术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画（或者制作）“当代艺术”风格的艺术家;第二种是指活跃在“当代”的艺术家,至于他的艺术风格,可以是“当代艺术”,也可以是“现代艺术”,还可以是“古典艺术”。本文所指,是就活跃在“当代”的,尤其是70岁以下的中青年艺术家而言。     

共和派的“同化”政策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

在法国殖民史上,阿尔及利亚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法国的一部分,是法国本土的延伸,称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法国的共和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一开始,共和派就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积极支持者。在殖民过程中,共和派更是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为由,提倡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正是在共和派的推动下,法国确定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然而,在殖民实践中,这种“同化”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涉及当地土著人口,而是仅限于阿尔及利亚这块土地和居于其上的欧洲人口与法国本土的“同化”。这种排他性的“同化”政策有着观念和现实两方面的根源,而它的实行则让“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始终是一个只属于法国人的政治神话。     

亲民与新民─—古典史学的一场争论

《礼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亲民”蕴含着古典学中的“亲爱于民”的思想。但十二世纪的程颐改“亲”为“新”,意指“革其旧”之意。事实上不符合古典学的“亲民”思想,应以改正。     

20世纪末的时尚

时尚,是社会上传播极快的“流感”,尤其在中国大地上,有“流感”的始作俑者,有广大媒体的热情支持和鼓噪,有趋之若鹜的“感染群体”的交相呼应,人们几乎都不能幸免于“流感”。在毛泽东时代,“封资修的个人主义”是过街老鼠,“艰苦朴素的集体主义”是流行时尚。     

关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几点质疑

“经世”的词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是非常明确的,历经2000余年而无歧义,从不与“致用”一词搭配使用。自从梁启超开始使用后,“经世致用”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现代许多学术论著中。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潮时,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并且产生了一个“经世派”,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后的“师夷制夷”相联系。其实,不仅“经世致用”的提法不妥,而且“经世派”存在的现实根据也不足,就连“经世”观念与“师夷制夷”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     

三民主义新旧说的政治背景

学术界有种长期居主流地位的看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之前,“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     

我的十年全国政协委员生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以“知识分了”的身份被下放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冉教育”。在那段荒唐岁月,知识分子的称坩是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比较最无知识”联系在一起的;     

卡莫拉 那不勒斯的魔鬼

在意大利南方。盘踞着四大犯罪集团,分别是“我们的事业”、“卡莫拉”、“团结神圣皇冠”,以及刚遭重创的“光荣会”。     

论讲解员的角色定位与行为规范

讲解员是博物馆联系观众的纽带和桥梁,是博物馆展示形象的门面和橱窗。但是,我国大多数博物馆讲解员还没有很好地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教育理念还停留在“单向灌输”、“以物为本”而非“双向交流”、“以人为本”的层面上,教育方式大多处于“划一呆板”、“机械僵化”而非“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模式里,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在新形势下,     

我的“OK”老三篇

家里是慢慢儿“洋”起来了,前秋,妻购买了成套的音响及“VCD”,于是,“影院”设在家庭里了。经此折腾,这居室真可谓“中西合壁”了──客厅“西”而书斋“中”。那边厢,沙发、“OK”,这边厢,壁悬书画、案陈“四宝”。妻、儿在那边“OK”,我却在这边画着幽兰清竹。两室只一壁之隔,却气象遏然。但是,却如我们一家亲善相处一样,这东、西文化也并未“碰撞”,你“OK”你的,我画我的,和平共处。进一步讲,非但共处,且互济互补、相为掩映、相得益彰,“洋”者因有“土”货在侧“洋”味更浓,“土”者则因“洋”在而“土”味浓…     

延安的“废话公司”

20世纪40年代,红都延安有一家著名的“废话公司”,它是由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发起成立的,周恩来任“董事长”“总经理”,若干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自愿成为“股东”或“董事”。公司“办公”地址在蓝家坪。曾与周恩来有过多年近距离接触的师哲（曾担任任弼时的秘书,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在回忆录中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废话公司”的由来。原来,“废话公司”就是一个俱乐部,是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     

天边的邻居 推村的简单故事

“推”,在汉语来理解意思是“联通”、“连接”。在本文故事中,“推”是一个普通小村落的名字。2009年,受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邀请,我们开展了题目为“走进世界上最高的村落——西藏推村”的活动,这次活动又把我的记忆带回推村。     

“辨证”视域中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是唯物辩证法思想在社会生活层面的体现和运用。本文立足于“辨证”的认识视野,审视和解构了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文章认为,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辨证统一;“主体性”和“社会性”的辨证统一;“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辨证统一;“理想性”和“现实性”的辨证统一;“多元性”和“主导性”的辨证统一。     

对新疆地方志行文中有关问题的浅见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称谓外省志书常用“本省”、“全省”、“省政府”称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简称“本区”、“全区”、“区政府”似有不妥,易与专区、市辖区的“区”相混,还是简称“自治区”、“全自治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好,在遇到获“区级奖励”、达到“区级水平”时,应在“区”后加（省）,如：达到“区（省）级水平”。二、民族称谓。在不涉及具体民族时,如“民族干部”、“民族职工”、“民族学生”、“民族语言”等称谓,在新疆地方报纸上所常见。这种称谓不准确,应在“民族”前冠“少数”二字,因“民族”一词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走向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演进,经历了建国初期“团结、教育、引导”方针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则打下“阶级斗争”烙印;至新时期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指导下,拨乱反正、回归理性,对知识分子实行“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并随着改革深化进一步强化人才观念,重视“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与此相应地,中国的知识分子适应“现代性”要求,去除旧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体现新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集合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成长壮大,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承担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