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

“战时共产主义”是苏维埃俄国初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作为一个特定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一项发展经济的政策,也不是一项事先制定好的政策,加之在执行过程中,又受到“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严重干扰。使它从一系列特殊措施发展并几乎完善成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方式。因此,我们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必须首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作出适当的评价。     

“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怎样评价“战时共产主义”,史学上历来都争论很大。近年来,在国外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其根源是错误路线,因为它企图通过行政命令的强制性措施去实现共产主义。最近在国内,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     

“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略论列宁的体制改革理论原则

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从1921年春天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这是一次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非常共产主义”体制的全面改革。根据改革的实践经验,列宁在1923年1月口授     

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经验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同志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时,提到了历史上的两个范例。一个是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从实际出发,果断地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制定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另一个是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党的     

功绩有限 错误严重

“战时共产主义”是苏维埃俄国在国内战争时期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总称。其主要内容有:实行对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集中化领导,建立总局管理体制,进一步实行国有化;加强粮食垄断,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实行产品分配制度,按阶级原则分配口粮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实行强制性的普遍义务劳动制,等等。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核心和基础,它的实行有一个过程。原先是对粮食实行专卖(1918年5月的法令),后来过渡到向农村征收农产品实物税(1918年10月的法令),但富农和奸商的破坏仍很猖獗。1918年11月颁步《贸易垄断》法令。1919年1月11日颁布的《关于在各产粮省份收集余粮和饲料交国家支配》的法令是余粮收集制的正式开端。具体办法是国家把所需粮食和饲料的总额硬性分摊到省,再由省到县,直到每个农户。国家则按固定价格支付货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特点,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主要是采用经济以外的、带有某种军事性的手段,不是通过市场,而是在市场以外来建立城乡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其目的“是组织产品分配以保证对前线革命军队和后方工人的供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评价,国内外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了推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下面     

科学对人类的另一种意义

我们花费大把金钱建遣“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难道就是为了用它替换老旧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是为了更仔细地观察太空中的其他行星和星系?我们建造“类地行星发现者”号天文观测台,难道就是为了寻找另外一个有生物居住的世界?这些太空观测设施,虽然能让我们发现一些出乎意料的现象,却很难给我们的地球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那么,这样的纯科学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东亚共同体笔谈——“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问题已经成了东亚各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热烈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东亚各国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也参加进来,以不同方式鼓动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固然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亚地区前景的担忧,是许多人鼓吹“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经过千百年的演进,东亚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像现在欧洲国家一样,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还是要重蹈欧洲国家的旧日覆辙,在融成共同体之前也来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无疑,对东亚历史的再认识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目前东亚国家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徘徊在历史中。东亚国家间关系中时隐时现的矛盾和问题,无不与历史的纠葛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有多少?或说历史能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什么?正是为了解读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应邀参加本专栏讨论的作有在国际学术界声明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尽管他们的地位和视角不同,观点差异很大,但思考的主线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经验问题,每一篇章都不乏予读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这组章会给“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学界朋友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恐怕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对历史的超越。而重新认知和梳理东亚的历史,或许正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     

20年代苏联对待富农政策的演变

２０年代苏联对待富农政策的演变沈志华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曾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我们把反对富农的战斗...     

简谈“古人类”与“旧石器”

我们学习古代历史与社会发展史,往往遇见或是提到“古人类”、“旧石器”的有关问题。这里,我们简略地谈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一“古人类”、“旧石器”“古人类”,就是指远古的人类。可是,它究竟远到何时?有没有个时间、时代界线?在考古学、地质学等学科中所说的“古人类”,并不象一般历史教课书中所说的古代人类(如商、周、秦、汉时期的人),而是指原始     

论耐普曼的组成、性质及作用

1921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始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在苏维埃社会阶级结构中。大量涌现出一批个体商贩、大商人、租让者、租赁者、包卖主、私人企业主、经纪人、代销者等等,这些人苏联史上称之谓“耐普曼”(НЗПМАН)。 “耐普曼”是由俄语“新经济政策”的缩写字НЗП加上МАН构成,原意是“这一新经     

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

延安时期(1935—1947)有稿费吗?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其实,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历史文物”、“革命文物”正名说

<正> 在我国的综合类博物馆中,藏品首先依据时代划分为“历史文物”、“革命文物”两大部类。其下或按质地、或按用途再分为若干小类。所谓历史文物,实际所指的是1840年前我国的文物;所谓革命文物,则是指1840年至今这段时间的文物。“历史文物”、“革命文物”的提法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博物馆界也习以为常,不论是上级下发文件、布置工作,还是教育部门编写教材、开展教学,或是各馆征集文物、保护管理均沿用这种说法。但这种方法是否科学?是否能正确地反映文物收藏、保管的现状?又是否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的文物工作?前几十年无人做过细地研究。近年来,一些人对此提出了疑问。笔者以为,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几个概念,澄清了思想,问题的解决就容易了。     

哈佛大学"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之我见

2002年6月底,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了一次题为“战时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战时中国的地方政权与状况。参加会议的学者来自中国、日本、北美和欧洲。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对日本侵华期间扶植的汪精卫伪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伪满洲国的“伪”、傀儡定性提出异议;有的日本学者公开为日本侵华罪行辩护。这种观点,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违背了历史研究者所应有的公正的历史道德观和求实的精神。不同国家的学者的不同认识和争论,有助于深化和端正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由来及其内涵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由来 邓小平依据国内状况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没有丢“老祖宗”的基础上,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探索。 首先,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建国初期,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但是,1957年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失误。当这些失误发生时,我们还非常自信地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大踏步奔向共产主义。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极端,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濒临到崩溃的边缘。因此,当我们从这场灾难中走出来时,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     

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开埠

葡萄牙是西方国家在从事海外扩张和殖瓦掠夺过程中,最早通过水路,即所谓“香料之路”,同中国直接接触的国家。从1513丰第一个葡萄牙人驾驶马来帆船到珠江口“通商贸易”,至今,中葡两国之问的关系已有400多年历史。葡萄牙人初来中国东南沿海,是叩关求市,还是扩张掠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明廷及广东官府是如何加以对待的?葡萄牙人立足澳门,是借居、租居?还是“助剿海盗得赐澳门?”这些都是探讨早期中葡关系及澳门历史时,必须首先认真澄清的问题。“九九”回归在即,国人更渴望对澳门开埠的历史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为此,本文依据中外载籍,力求通过分析和论述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客观、公正地再现这段颇为复杂的历史。     

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采取的一种政策,是苏维埃国家经济政策发生的一次重大变化。它是在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的1921年初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因国内战争和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处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使苏维埃俄国渡过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工农联盟也得到了加强。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①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苏联历史上特别是在它实施的初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之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劳动、生息在祖国境内共有五十多个民族,它们之间相互交往已有悠久的历史了。但在古代,边境地区少数族是在“中国”之内还是在“中国”之外?秦汉以后,少数族统治者所建立的“国”是“中国”之内与汉族王朝并存的政权还是“外国”?这些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论述这些问题时,着眼点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就空间范围来说,应以今天的中国疆域版图为准。这种看法,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它无异是将历史上“中国”疆域和今天的中国疆域划了等号,也无异认为中国的疆域自古至今都是一成不变。另一     

我们是怎样在历史教学中应用“启发式”教授法的

我们看了本刊五月号刊登的南昌市第十六中学历史教研组写的“怎样在历史教学中应用“启发式”一文后,受到很大的启发。也愿意把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主要做法(与十六中共同处或者运用不经常的方法略写)写一写,向同行请教。一、阶级分析方法什么是历史?正如毛主席所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就规定了历史的阶级性。我们讲历史时,必须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讲解。而且要把阶级分析的方法教会同学。如讲“抗日战争胜利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时,教师首先提出问题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评赫鲁晓夫“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

苏联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它对苏联社会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苏联有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这种急于过渡的思想在战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理论,把苏联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冒进倾向发展到顶峰。赫鲁晓夫在1961年曾向全世界明确宣布苏联将于1980年基本实现共产主义。2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赫鲁晓夫的预言已成为神话。今天,重新探讨赫鲁晓夫“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从中吸取教训,对我们今后更准确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人类的童年——群——兼论原始社会史的分期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白骨精江青,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一九七六年九月窜到大寨,胡说什么:“母系社会是没有妈没有爹的,是女人掌权的!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还会是女人掌权。”江青为了当女皇帝,公开歪曲篡改历史,竟然胡说“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原始社会史告诉我们:社会不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