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大人物与小人物——以穆彰阿和王庆云为例

内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鸦片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一介布衣王庆云则希望筹办团练来抗英,结果遭到穆彰阿及其同党的阻挠和打击。失去民众的抗英战争注定会失败的。     

曾国藩、李鸿章与祁门洪家大院

洪炯,一个今人不甚熟悉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的祁门县城洪家大院,开创人就是他。 清道光年间,洪炯以廪贡生的身份,在江苏镇阳县任学正。当时林则徐任江苏巡抚,委洪炯督修宝山海塘,经费不足,洪炯倾囊资助。林则徐又委洪炯修南汇海塘。后因二兄去世,洪炯乞归,去广州营茶,与英人颇多交易。当时祁门生产的是“安茶”,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     

略论道光朝京师学者的学术交游 ——以魏源和曾国藩为例

道光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和学术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此时学者的学术交游不无影响。经世致用成为联结不同学术倾向学者的一个重要纽带,对时政的关注淡化了学者心中的派别意识,学者的学术交游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然而,这种变化不是对所有学者都适用。魏源和曾国藩有机会却终生没有交集,表现出道光朝京师学者交游的另一历史面貌。经世致用和汉宋调和的时代潮流并没有促成魏源和曾国藩相识相交,迥异之性情和政治立场又构成阻碍二人结交的消极因素。     

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

本文从咸丰三年曾国藩与王錱失和入手,分析了其背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复杂关系.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湖南官场的种种阻力与打击,处境孤立;与此同时,二度抚湘的骆秉章却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两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暗中较量,王錱最终脱离曾国藩投入骆秉章的帐下也是这种较量的结果.     

晚清官僚张集馨的“两头真”

张集馨,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先在翰林院供职,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受道光皇帝"特简",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此后30年间,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也算是大清高级干部吧。在大清高干中,张集馨名气算是很大的,并不缘自其级别。大清高官,不知凡几,多碌碌辈,其时或身世显赫,后世却籍籍无名。张集馨从中脱颖而出,众生爱拿他说事,其中有故。因防御太平军北伐"出     

道光帝与奉天的禁烟运动

道光年间鸦片走私日益猖獗,社会危害严重。奉天地处关外要塞,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鸦片烟毒汹汹涌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掀起中国历史上首禁鸦片烟毒运动的序幕。奉天地区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其禁烟备受道光皇帝的关注。本文旨在对道光皇帝与奉天督抚关于禁烟的密切联系及其对奉天禁烟工作的影响作初步的考察,以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     

道光帝与奉天的禁烟运动

道光年间鸦片走私日益猖獗,社会危害严重。奉天地处关外要塞,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鸦片烟毒汹汹涌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掀起中国历史上首禁鸦片烟毒运动的序幕。奉天地区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其禁烟备受道光皇帝的关注。本文旨在对道光皇帝与奉天督抚关于禁烟的密切联系及其对奉天禁烟工作的影响作初步的考察,以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     

徐悲鸿与吴作人的师生情

1927年4月,徐悲鸿从法国回到国内。 同年8月,19岁的吴作人从苏州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来到上海,打算报考上海艺术大学的建筑专业。可当他看到上海艺术大学招生广告中,校董的名单里有徐悲鸿的名字时,便毅然报考了该校美术系,因为他对徐悲鸿仰慕已久。20多天后,吴作人便收到了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的录取通知书。     

黎锦熙与毛泽东的师生情

《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仿佛老师只是教授知识,解答问题的人,不苟言笑。其实,自古而今,亦师亦友的典范不胜枚举。黎锦熙和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两位。     

我与南怀瑾的师生情

杜忠诰说,南老师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解决了他的情感困惑2012年9月29日,著名文化学者南怀瑾先生在他居住和传道的江苏苏州太湖大学堂与世长辞,享年95岁。9月30日中秋夜,太湖大学堂沉浸在一片肃穆和哀伤之中。从各地赶来参加南怀瑾祭奠告别仪式的人们,向先生做最后的行礼。斯人已逝,撇开学术纷争,在其弟子眼中,南怀瑾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和独特的魅力?几经辗转,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联系到远在台湾的书法家杜忠诰先生。     

曾国藩撰书《莫犹人先生墓表》

这本曾国藩撰并书写的《莫犹人先生墓表》极为罕见,这是莫友芝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的家刻本,时过境迁,存世稀少. 犹人是莫友芝之父莫与俦的字,与俦又字杰夫,贵州独山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嘉庆二年(1797)中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在纪晓岚、朱硅门下学习.嘉庆六年(1801)出任四川盐源县知县,道光二年(1822年)改教职为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任遵义教授十九年,以许慎、郑玄为宗,兼采南宋理学,弟子中著名者有郑珍及其第五子莫友芝.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莫与俦在遵义病逝,终年七十九岁,葬于城东沙滩之青田山.主要著作有《二南近说》四卷、《仁本事韵》二卷,《喇吗记闻》二卷,诗文收在《贞定遗集》,另有《示诸生教》四卷.     

试论曾国藩与清政府矛盾关系的演变

曾国藩,自1851年5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至1872年3月死于两江总督衙门止,他与清政府的关系迭宕多变,错综复杂,矛盾纷呈。其中矛盾最集中表现在曾国藩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忠君思想和清廷对他的畏惧猜忌及至最后的疏远。认真研究双方矛盾关系演变的经过、结果和原因,既可以进一步了解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政府的矛盾又可以了解清政府中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     

道光的神勇与懦弱

<正>在人们心目中,清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一定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帝。因为,在他的手上不但彻底葬送了"康乾之盛",还打输了一场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割地求和、赔款苟安、丧权辱国的百年屈辱史序幕。可是,谁又能料想,道光皇帝其实是位文武兼备、威猛神勇之人。     

裴坦与曾国藩:家风节俭的典范

<正>裴坦是唐代山西闻喜人,与杜牧是老朋友,唐僖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太平宰相"之誉。而曾国藩,梁启超对他推崇至极:"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毛泽东对曾国藩也是极为钦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两个人都官居显要,也都是出名的节俭典范。     

应当还历史的曾国藩以真相——谨与梁绍辉先生商榷

本文针对梁绍辉先生全盘否定曾国藩的观点,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是肯定曾国藩倡发的洋务运动,比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更具积极意义。二是认为曾国藩及其子孙后代的言行,体现了关心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命运的入世精神。三是肯定曾国藩是一位对近代中国社会起了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     

拒援临淮：同治二年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略分歧

同治二年,李鸿章拒派淮扬水师赴援临淮以助湘军平叛苗沛霖。李鸿章先以各种理由拖延,在曾国藩一再催促甚至威胁要劾奏的情况下,不惜正面对抗,直接上奏朝廷,陈明军情和拒赴临淮的原因。最终李鸿章以水陆师互相配合,攻克苏州。曾国藩得此消息,十分惊喜,不再计较李鸿章的不听命行为。李鸿章抗命成功,在于清廷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也希望尽早打败太平军,不愿借洋师“助剿”苏南等地的太平军,因而在处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分歧时,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方式。     

曾国藩外孙聂云台：在自由与秩序间的苦寻

在帝国的危机时代,有两种人能够最先感知时代脉冲：一类是身处政权统治末梢且有机会接触美丽新世界的边民;一类是拱卫帝国中枢的体制内实力派成员。前者比如广东香山的孙眉、孙文兄弟,而上海聂氏家族则是后一类型人物的突出代表。他们都会较早思考并多方筹备去应对这场已然发生的大变局。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现代法理评析——读唐浩明《曾国藩·黑雨》

清朝咸同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广建教堂,传播教义,教堂的所立之处,滋事不断。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疽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呈。”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连发教案,而天津教案因死人之多,闹事之大,尤为引人注目。中兴名臣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因天津教案,清廷令曾氏驻节天津,悉心专理。该案事关多国主权,涉及清朝督、抚、道、府、县数级官员和方圆百里地方百姓,尤其是当时还存在国内士大夫阶层和民众爱国排教情绪高…     

曾国藩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与女子说笑后自责太放荡

曾国藩在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     

从中西电报通讯看天津教案与普法战争——兼谈曾国藩一封家书的日期问题

同治九年(1870)春夏之际,直隶大地干旱肆虐,西人参与迷拐、折割的传言在大江南北相继出现,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终于引起事端,人们对拐匪的愤怒情绪朝向教堂爆发,酿成天津教案.由于死者包括多国人士,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亦为愤怒的津民殴杀,故而此案成为中外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当时坐镇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力疾前往,而本在南方处理其他教案的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也迅速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