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蒋介石提出“联苏抗日”策略始末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使当时蒋介石正在着手进行的一件历史大事中断了,其积极意义也被尘封了。那就是,这一年,蒋介石在没有办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之下,正积极想办法试图通过苏联渠道寻找一条与中共合作的新路子。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当时的驻苏联大使蒋廷黻。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选之往来函件

哈佛燕京图书馆典藏"蒋廷黻资料"系蒋廷黻个人收集、保存的各式文件,由其子蒋居仁(Donald Tsiang)捐献。这批资料集中于1947年至1965年,是研究蒋廷黻本人及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的重要史料。笔者受哈佛燕京图书馆委托整理该资料,研究课题"蒋廷黻资料整理与研究"于2011年立项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本辑选编的是1949年前后蒋廷黻与胡适等人的往来函件,反映了他们在国家政权更替之际的思想动态与行动,同时也反映了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初期的状况。     

蒋介石“反攻大陆”始末

有三个重要因素促使蒋介石急于在1965年发动"反攻大陆"的战争: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战争     

张学良：“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

一座古城,两个将领,一场事变。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发动兵变,西安事变爆发。此次事变促使蒋介石抗日,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     

张学良在台湾“求问自由”始末

西安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抗战胜利后,已被蒋介石囚禁10年之久的张学良,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争取自由,在台湾囚禁时期曾4次屈就向蒋氏父子呈书"悔过",其间饱尝软禁之苦和对自由的幻灭之情,《张学良在台湾"求问自由"始末》一文为您详解个中曲折,敬请惠阅。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蒋介石父子招抚“台独大统领”廖文毅始末

廖文毅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倡始者。他认为"台湾人"是原住民、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日本人的"混血",是介于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独立的种族",主张"集中遣返"抗战胜利后抵达台湾的"中国人"。曾先后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和"台湾民主独立党"。1956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任"大统领"。蒋介石、蒋经国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运动"。在岛内,逮捕其招兵买马、密谋骚乱的成员;在岛外,积极向日、美政府交涉,封堵其国际活动;主要精力则集中于分化、策反、招抚其在日本的组织和成员。1965年,廖文毅和台湾当局达成协议,放弃"台独"活动,回到台湾。1965年出任曾文水库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做了一件有益于台湾人民的好事。其间,曾检举继续从事"台独"活动的人员,表明确有悔改之意。     

“桂系三雄”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

"桂系三雄"在抗战时期提出的游击战,与中共的游击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两者毕竟不能等同,特别是在依靠民众这一基本点上。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领导和组织了抗日敌后游击战。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也基于战争的需要,谋划和实施了对日游击战。其中,新桂系三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对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方针的确     

周恩来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

一、张学良逼蒋抗日,周恩来飞赴西安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带领他的一些文臣武将来到了西安,他此行的目的是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红军,但张、杨由于受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不愿与红军交战。     

惊动蒋介石的国民党空军“罢飞”事件始末

1947年初,蒋介石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命令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由山东淄川等地南下山东莱芜,准备南北夹击我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抓住李仙洲孤军深人、兵力分散的战机,于1947年2月用重兵将李仙洲部包同在莱芜一带。急欲突出重围的李仙洲先是频频向济南空军请援,然后又向徐州空军呼救。     

民意诉求: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抗日决策的重要推力——以“各方吁请政府抗日案”为中心的考察

七七事变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致电、上书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达强烈的抗日诉求,形成全社会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各界民众慷慨陈词,呼吁政府早下决断,出兵抗日,并表示愿为政府后盾。各方的"吁请抗日"体现了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民意聚拢、累积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推动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最终下定决心,确立抗日国策。民意诉求可谓国民政府走向抗日之路的重要推力。     

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发动“ 兰州事变 ”始末

1936年12月12日晚上,古城兰州,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一支部队迅速解除了驻兰国民党中央军的武装,并扣押了部分国民党中央驻兰要员,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兰州事变"。"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延续和重要组成部分,"始作俑者"是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     

救国会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社会上的各界对此事件的态度极不相同。在史学界长期流行     

张季鸾的西安事变“三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但为了维护其统治,国民党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大片国土节节沦丧。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     

第二次“伍豪事件”

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伍豪事件"。当时,他们以周恩来五四时期曾用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但这个"脱党启事",完全是捏造的。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