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西安事变前的外国记者们

西安事变前夕,有三位外国记者出现在西安：斯诺、斯诺夫人与史沫特莱。但在事变发生时,三人中却只剩下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还在西安,似乎碰巧遇上了事变,从而成为当时唯一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从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一大杰作的角度来看,史沫特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应该不是偶然的。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宋庆龄在西安事变中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庆龄对张、杨的主张极为赞同,当孔祥熙请她发表声明,谴责张、杨,并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时,她明确地回答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于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 但是,宋庆龄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她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立即作出了亲赴西安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决定。 据胡子婴回忆：“事变的第二天（即１２月１３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赋落入法网,我以为她一定会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虑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     

西安事变和周恩来同志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与我们长辞已十年了。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到来之际,使我们难以忘怀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张、杨二将军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今就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同志的二、三事,重新学习,以激励我们前进。     

西安事变前后的赵寿山将军

西安事变时,赵寿山是十七路军的主力部队十七师五十一旅少将旅长。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追随杨虎城将军,义无反顾地参加厂西安事变。 在事变前夕,他向杨虎城提出了扣押蒋介石、逼其联共抗日的建议。在事变中,他担任十七路军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出色地完成了解除西安市区蒋系武装的任务;他担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执行完成了镇压敌特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的任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     

爱国主义与西安事变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正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发动的根本原因,爱国主义也是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的伟大旗帜,张、杨的义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复兴。     

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与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几乎无人注意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可以说在西安事变前后,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往往就会出现张学良当时最新型的波音247型飞机,这是西安事变的一大特点。飞机的使用不仅加强了西安与保安之间的联系,更改变了事变中重要人物活动的时空概念,从而使得他们的行踪更为快捷隐蔽,也就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国内和国际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而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发动及其和平解决的关系问题,尚未见有专文探讨.笔者认为,张、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国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的态度

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张、杨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事变是他们发动的,当时的蒋介石处于他们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处置蒋介石的任何方案,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就根本无济于事。而张、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主张和平解决。其次,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当时张、杨非常信任中共,指望中共作出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决策。特别是后来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以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

59年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千古功臣张少帅以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为特重,勇于为民请命,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实现中共英明倡导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功昭日月.今特集录在西安事变前后少帅重要爱国言行于下.     

西安事变中的洛阳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关于它的历史意义已早有定论。本文仅就洛阳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作一探讨。洛阳地处陇海线,是陕西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以在洛阳“避寿”为名,在其周围部下重兵。约有嫡系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今京广铁路郑州至武汉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上。然而,蒋的如意算盘却把张、杨“逼上梁山”。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一、“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古城西安临潼华清池突然响起了枪声,划破了寒夜的宁静。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抗日救国,在向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多次进谏无效反遭斥责后,终于采取了兵谏行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序幕。张、杨冒着极大危险,以英雄无畏的胆识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上,却举棋不定。于…     

略论西安事变与中国的现代化

本文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了西安事变的动因及其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不平凡作用。指出：“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西安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在相当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的觉醒,促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并为未来新中国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做了准备。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西安的三个方面(张、杨和共产党)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南京方面虽然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喧嚣一时,以国府名义调兵遣将,下令讨伐张学良,但以孔祥熙、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元老派(包括原西山会议派的     

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西安事变”已过去６４年了。这一震惊中外的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确保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前,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张学良将军作古,让我们重新回首现代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龙飞虎将军当年跟随周恩来赴西安解庆西安事变的亲身经历,全面介绍了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时的力挽狂澜、砥柱中流的作用。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

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张学良的亲密合作者。我在美国阅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时,杨虎城是注意的重点之一。结果,发现部分新资料,有助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

西安事变是影响现代中国的一桩大事件,它的发动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何反应?其间有哪些微妙的变化?共产国际、苏联方面的因素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