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镜

我国北方地区的铜镜起源甚早,而楚镜兴起较晚。根据目前的资料,最早的铜镜出于距今约4000年的青海贵南齐家文化墓葬中,以后在河南安阳出土商代铜镜,陕西凤翔、宝鸡,河南浚县、三门峡,辽宁宁城等地发现西周至春秋早期的铜镜。但在南方地区,未见有这一时期的铜镜出土;典型的吴越文化中也不见有铜镜。考古所见,直到春秋晚期,南方楚国的铜镜才开始出现。但到战国时,情况突然变化,出土铜镜的数量和种类都已大大超过北方地区,而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代表了我国战国时期铸镜工艺的先进水平。     

楚镜纹饰赏析

我国铸造和使用青铜镜有长久和灿烂的历史。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铜镜,距令已约有四千年历史,虽然更早的铜镜尚待发现,但从齐家文化墓葬中所出铜镜看,其型制已基本规范,一面镜面有光泽,另面镜面锈蚀,背面铸有纹饰,这表明当时铜镜在梳妆照容实用的基础上已具备了艺术化和审美化的倾向。商晚期和西周的铜镜陆续有所发现,但为数甚少,这说明铜镜的使用在当时还并不普遍,不过此时似     

楚镜中长尾兽纹的研究——以湖南省博物馆藏品为例

战国时期是中国铜镜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峰期,其中楚镜以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纹饰精美等特点闻名于世。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对楚镜做了详尽的研究,对羽状地兽纹镜(即长尾兽纹镜)也有过不少讨论,主要集中在年代与纹饰的分类上。本文在馆藏长尾兽纹铜镜分型分式的基础上,从纹饰演变的角度分析,认为三个类型的长尾兽纹之间是并线发展、同时进行的关系。长尾兽纹的形象艺术来源,正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生物—貘。貘在古时具有驱瘟辟邪的象征意义,楚人将其加以艺术化装饰在铜镜上正是取其辟邪之义。     

项羽三论

<正>项羽是宿迁的骄傲。围绕项羽所做的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由来已久且蔚为大观。在宿迁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发展的当下,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加强项羽及其相关文化的深入研究,意义深远而重大。有鉴于此,廓清关于项羽文化的一些历史事实,显得尤为必要。一、项羽的籍贯是下相宿迁入秦始称下相^[1],史书明确说项羽是下相人。但项家何时落籍下相,项羽究竟在下相生活多久,却始终是一个含糊不清、却又十分关键的问题。较早正面涉及这一问题的是司马迁。     

宋代审计三论

宋代发明并使用了审计一词,但在审计实践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则是与审计密切相关的审磨、磨勘、点检等词语,这说明宋代对审计的界定既较为科学,又不够彻底。宋代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较为专门而具体的审计机构。这是审计发展的重要标志。但缺乏真正独立的审计机构及其体系。宋代通过不断的审计实践和立法,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审计的反应、制约、奖惩机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审汁机构的正常运行,但其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又是有所区别的。     

书法史论三题

书法的历史现象千变万化,其中有些现象形成为艺术历史链条中的环节,往往可以体现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十分耐人寻味。本文试择三题加以探讨,目的在于揭示这些历史现象所寓的本质。 一、钟、张、二王书法的优劣之争 汉末、魏晋时期是书法艺术自觉的时代。作为书法自觉的表征之一,出现了钟     

越史三论

文化是人们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智慧结晶.探讨文化离不开历史.越文化是越史的精粹,研究越文化必须了解越史.离开越史,就很难认清越文化的面貌和性质.由于文献不足,关于越史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至今仍处于扑朔迷离状态.加强越史研究不仅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也是越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限于条件,目前探讨越史的发展过程,还只能从点开始.本文试图谈三个问题:(一)原始社会之后越史为什么会出现停滞状态?(二)春秋末年,勾践为什么勃然而兴?(三)勾践灭吴之后,越国为什么寂然而亡?     

三重道德论

郭店楚简之《六德》《五行》等篇列有儒学的三重道德规范 ,它们组成了完整的儒家道德学说体系。那就是 :人伦道德 (六德 ) ,社会道德 (四行 ) ,天地道德 (五行 )。这个体系 ,始于对人的自然亲情的确认、尊重和人文化 ,所谓的“男女辨”“父子亲”“君臣义” ;然后乃由“亲亲而仁民” ,提升为以尊尊为标帜以善行为指归的理性的社会道德 ;更后再由“仁民而爱物” ,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 ,复归于大自然怀抱 ,民胞物与 ,参赞化育。     

商代军制三论

商代卜辞中,战争材料尤为丰富,有关军事制度的内容。向为学所关注,甲骨透露出,殷商时代的族是军事组织;行是步兵作战时的行阵,旃为演兵之法;而共人则是征集步兵,那种共人即征兵的笼统说法应予修正。     

福州先秦考古三论

一、闽族的形成和发展福州地区的古代先民,创造了前后相续、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闽族的形成,为福州从而也为福建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进步奠定了基础.至迟在商末周初,福建先民已迈入了青铜时代,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而最先实现这一飞跃的.是福州地区的古闽族人民.1974年至1978年发掘的闽侯县鸿尾乡黄土仑遗址,碳14年代为距今3200年前,即相当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这是福州地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址.它出土的大批制作精美的陶器,具有强烈的仿铜器作风,表明它受到了商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相当于商周时期福建地区的土著文化.我们认为,这就是闽族形成期的文化,可称“闽文化”或“闽族文化”.这一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印纹硬陶的制作技术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但器类繁多、     

徽州学者金榜三论

明清徽商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科举和学术事业的辉煌.徽商家庭出身的金榜,既是乾隆壬辰科的状元,也是“皖派”学术的中坚人物.通过对金榜家世生平、学术风格和社会影响的梳理与展示,借以领略以金榜家族为代表的徽州人“贾而好儒”、“贾儒相济”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     

三论诸葛亮军事失误

历史上,诸葛亮虽然表现出诸多才智,但也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决策和做法,导致了蜀汉应可避免的一些失误。辅政后,其过分"谨慎"性格在指导伐魏战争中不敢出奇制胜,造成诸多机遇的丧失,伐魏无果而终。没有很好培养大批人才也是一个重大失误。     

中国传统史学三论

中国传统史学三论张克兰王晓清先秦至清前期（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中国史学,其术语概念、思维意识、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著作形式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一种自足形态。从传统史学所横跨的特长时段中,抽象出中国史学的传统思想、方法及其史学精神,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诸多...     

年鉴基本问题三论

年鉴的编写过程中,要明确什么是年鉴、年鉴编写有何要求等问题。本文从年鉴的定义、性质,条目写作规范,以及年鉴着重收载的信息资料方面进行了论述。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中华和谐文化三论

11月26日。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吴光馆员应邀赴北京出席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以“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为主题的“国学论坛”。并作了题为《中华和谐文化三论》的大会发言。     

论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

日本著名教育家平冢益德指出:教育是日本“立国之本”,这是从明治维新以来就确定了的根本国策。一百余年来,日本进行了三次教育改革。第一次教育改革自明治维新开始,废除了幕藩体制时期封建教育制度和法规,建立了近代教育体制和学校制度,为日本的近代     

章太炎先生论史学三题

论史书的体例我国自古相传:左史记行,右史记言,故《尚书》一向被看做是记言的书,而《春秋》则是记事的书。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春秋》经文诚然是记事的,但《尚书》并不全是记言的,记事的地方也很多。《尚书》不过是一部未编成的史书,乃所谓史料一类的书。《尚     

三论霸上的位置

<正> 霸上是秦汉至隋唐期间长安附近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点,7年前我在研究复原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交通结构时,发现长安城东向函谷关、武关和蒲关的三条大干道,都是由霸上歧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