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东郊出土北周佛立像

2004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湾子村出土5尊大型石质佛立像和4件佛像莲花座。佛像连座均高达2米以上。其中1件佛座前面刻有铭文,记此件释迦佛像雕造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这批造像与约同时期的山东青州龙兴寺造像和四川成都万佛寺造像相比,有其共同特征(如突出表现为大型立佛),也有其独特之处,被视为北周长安佛像的典型样式。这批佛像造型典雅,雕工精细,保存基本完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研究价值,是我国佛教造像由南北朝向隋唐过渡时期的优秀作品。     

西安市雁塔区出土的唐墓志

1989年8月,西安市文物保护处在西安市雁塔区裴家孔村进行文物调查时,征集到一合保存完好的唐墓志,即《大唐监察御史裴炎故妻刘氏墓志铭》。现将墓志详情叙述如下: 该墓志并盖一合两石,正方形,盖呈复斗形,顶边宽为32.5,底宽41.5,高10.5厘米。盖正中阴文篆刻三行九字“大唐裴炎故妻刘氏铭”。篆文四周饰以阴线雕刻的蔓草花纹,四刹阴刻四神——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图一)。这在唐代墓志中是较为常见的形制。     

西安市出土唐代金银器及装饰艺术特点

近年来唐代的金银器出土较多,尤其在西安地区。其品种主要是饮食器及装饰品。许多考古与文物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并撰写文章,特别是《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进行了系统论述。近年西安又新发现一些唐代金银器,现介绍如下:     

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

自解放以来,西安曾多次出土唐代银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二年唐代大明宫遗址曾先后出土银盘、银锭等,东郊的白鹿原和西郊的唐代墓葬里也曾出土银器和装饰品。一九六三年春天,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共计十五件。主要是熏炉和食具等,大都体形优美,花纹图案生动,充分显示出当时劳动人民在工艺美术方面的卓越成就。从体形纹饰上看来,属于唐代遗物。这些银器现存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分别介绍于下:     

西安市西郊高窑村出土秦高奴铜石权

1964年3月,西安市西郊三桥镇南高窑村农民在该村北发现秦代铜权一枚,随即送交陕西省博物馆保存。高窑村位于秦阿房宫遗址的北部,东临(氵皂)河,北距三桥镇一公里多,南距阿房宫村一公里左右。村的四周满布着秦代砖瓦和陶器的残片。铜权出土地点在该村北约一百     

洛阳新发现唐天宝三载石幢考释

2016年8月,洛阳匾额博物馆前施工时挖出一件唐代石幢的幢身,据其刻铭可知,该石幢立于唐天宝三载(744年),为彭城县尉张悌所立,其上所刻经文为《佛说业报差别经·施灯明功德品》。经考证,该石幢应为唐代佛寺灯台的幢形灯身。此外,张悌为比丘尼之"养男"的身份也为同类刻铭中少见,为研究唐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山东成武发现唐天宝九年许黄墓志

正2015年6月,山东省成武县九女集镇申楼村村民在村北约300米的九女湖清淤时,发现一方形制罕见的唐代墓志,后征集入藏成武县博物馆。该墓志形制为方柱硬山顶,通高46.5厘米,其中方柱长15.7、宽14、高43厘米。顶部阴刻线条象征屋面的瓦垄,正面30道,背面33道(图一～五)。墓志铭按顺时针方向四面环刻(图六),志文如下:     

唐天宝年间的北疆边防与边地经营

在唐朝与漠北游牧政权的较量中,漠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唐朝的势力逐渐向北扩展,并在天宝四载（745）后突厥覆灭后控制了整个漠南地区。为了适应新的北疆形势,唐朝开始将边防线向北扩展,大同军、清塞守捉、蔚州州治先后北移,云州、蔚州成为唐朝在河东新的边防前沿。在朔方,唐朝先后设置振武军、横塞军、天德军,确立起对阴山南北的控制,突破了此前以黄河沿岸为防守重点的军事格局。后突厥灭亡后,为了维持漠北草原的均势,唐朝大力扶持葛逻禄等部落与回纥对抗,并成功地阻止了回纥势力的西进。     

关于日本出土的墨书陶瓷

本文整理和介绍了与博多等地出土情况相似、但至今不太为人关注的日本其他地区发现的墨书陶瓷的情况,进而对进口陶瓷中墨书铭文的意义作了考察,发现这些地区出土的墨书陶瓷在种类和数量上均与博多遗址有所不同。     

关于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

《密宗奇文物惊现青莲寺》,2006年11月5日《太行日报》星期刊头版报头处,刊登了张治中先生的一篇短文,引起了许多媒体及相关学者的关注。一时间询问之人纷至沓来。为了能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一文物,围绕该石刻所包含的信息,我研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在此谈一点有关该石刻的情况。     

天宝战争京观 “大唐天宝战士冢”

大理有两座“大唐天宝战士冢”,一座在市区天宝公园内的“万人冢”,前立有竖刻“大唐天宝战士冢”的墓碑,左右两侧分别立有明代云南永昌参将邓子龙“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冇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及郭沫若“天宝何能号盛唐,南征一再太周张。万人京观功安在?千载遗文罪更彰。我爱将军诗句好,人传冤鬼哭声藏。糊涂天子殃民甚,无怪蒙尘到蜀疆”的竖刻诗。     

关于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

平中苓次氏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田制与税法》第八章〈居延汉简和汉代的财产税〉中,分析了居延出土的礼忠简和徐忠简这一财产记录,结论是:整个汉王朝是经常征收财产税的。1969年,永田英正氏认为,这两个简并非如平中氏所说的那样与资产有关,而是作为边境士兵身份调查书中一个部份的财产记录。山田胜芳氏则在《汉代的算和役》一文中指出:“平中氏以资产一万钱为一算,从而证明曾经有过每一算每年征收一百二十钱的货算,而他所引用的史料,其中大部份都有问题。我的推断     

关于法门寺出土金银器的几点看法

1988年3、4月,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期间,本刊编辑部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约请在京部分文物考古专家以笔谈形式评述这批唐代文物珍品。现按所论问题略加编次,刊布如下。     

关于李静训墓出土金器的思考

<正>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2013年10月,在访问东盟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由此有关丝绸之路的话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隋唐五代时期"的内容设计是该陈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第六单元为"长安与丝绸之路的拓展"。内容设计者在该单元     

关于山海关区石河镇出土石碑的简考

石碑是把功绩勒于石土,以传后世的一种石刻。石碑一般以文字为其主要部分,上有螭首,下有龟趺。2012年7月19日,山海关区石河镇出土了龙首方趺的残断石碑一座。本文以此残断石碑的基本形制与主题内容为切入点,以相关资料为佐证,对石碑的建造年代及石碑用途进行分析判断,得出此碑应是一座功德碑,建造于乾隆时期。     

关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面神像之探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古代蜀国祭祀坑自1986年夏发现以来,便以其高度发达的、风格独特的青铜文明引起了世界注目。在大量的青铜出土物中最具特色的是数十件青铜人像,包括人面像、人头像、人立像、人跪坐像等等,而这些青铜人像中最奇特并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件巨大的人兽形像合一的人面神像。本文拟就该像的性质进行探讨。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赫图阿拉是努尔哈赤和后金政权最初期的首都,女真人的崛起和后金政权的建立在十七世纪早期不仅影响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格局,而且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所以赫图阿拉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也具有一定而且特殊的历史地位。     

关于殷墟1973年出土石磬的纹饰

1973年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在安阳小屯村北700米左右的洹水南岸,发现一件弥足珍贵的石磐。这件石磐长达88厘米,两面镂刻凸线纹饰,线条刚劲流畅,气韵生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图一)。     

关于防陵村出土汉印的印文

(一)我是《文物》的日本读者。《文物》1984年第4期46页《河北省徐水县防陵村二号汉墓》文中,铜龟纽银印章的篆刻原释"妾刘(?)俭(?)",是否可释为"妾座偷",希示教。日本大阪市未次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