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魂宝——甘州宝卷

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分支,广泛流传于我国的西北省份。它是盛行于甘肃河西走廊的地方民间说唱文学艺术,也是一种比较古老而又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通俗文艺,其中尤以河西宝卷最为著名。甘州宝卷是河西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前的甘州农村最为流行,影响颇深。甘州宝卷作为一种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在民间源远流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图文并茂,借图述事——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渊源探论之一

河西宝卷是活在民间的敦煌文学,与敦煌变文在宣讲内容、讲唱形式上有密切关联.讲唱变文时,变文变相结合,图文并茂,借图述事的形式,在后世讲唱叙事文本中,诸如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河西宝卷中均可看到其影响存留之迹.研讨河西宝卷与变文渊源关系应予特别关注.     

《三茅宝卷》的信仰叙事建构

神灵"三茅"同时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系统。各系统为了将三茅信仰传播至民间,均通过《三茅宝卷》讲述神灵修道事迹。由于精神追求不同,道教与民间信仰会利用不同的叙事对宝卷内容进行不同层面的民间化调整,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三茅形象,并影响后续的神灵信仰发展。     

凉州宝卷渊源及其艺术特色

凉州宝卷是流行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的一种民间吟唱文娱活动。其滥觞可追溯至唐代宣传宗教经文的敦煌变文,后经宋代说经演变、明清时期逐渐衍生为民间说唱曲艺。凉州宝卷内容多以宣扬佛教故事,反映谴责忤逆、规劝孝道、隐恶扬善等为人处世、立言立德标准为主要题材,具有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形式灵活多样、语言朴素生动、内容题材广泛等特点。     

敦煌变文与凉州宝卷探微

敦煌变文是唐代文学的新兴文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民间文学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为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变文直接继承我国诗辞歌赋的优良文学传统,积极借鉴讲唱佛经教义的宗教文学的表现手法,多方吸取民间说唱和绘画、音乐等艺术特点,兼有文学和艺术两方面的特征,为后代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敦煌变文对凉州宝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凉州宝卷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2006年,被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本文就敦煌变文与凉州宝卷的关系做一探讨。     

河西宝卷特征及时代价值探微

"]河西宝卷"是流传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民间宝卷文本及其念唱活动。其具有仪式性、民间性、地方性和创新性的特征。河西宝卷在当代社会具有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滋养民间社会;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及作为文化建设资源宝库的时代价值。     

民间宝卷的抄写

宝卷可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其流通则分口头传播和文本传播。明清以来,刊印宝卷逐渐盛行,但宝卷的抄写,特别是民间宝卷的抄写也一直长盛不衰,传世宝卷在版本上以抄本为多。民间宝卷的抄写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它与宝卷的宣演和流布联系密切。而民间宝卷抄写的流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与民间之功德意识直接相关。     

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宝卷来源的人类学解读——以《香山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宝卷是一种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作为在宗教活动中演唱的文本,宝卷具有宗教经卷和文学故事的双重属性。不论民间宗教的刊本或民间流传的抄本宝卷,各种宝卷的作者都难以探考。因此,宝卷的作者问题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香山宝卷》的作者,郑振铎和车锡伦都曾经做过研究,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宝卷作者问题的背后是源远流长的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的神谕与劝世传统。这种传统源于代圣立言的神话仪式。神授天书正好迎合了下层民众对超常知识、能力、寿命的渴求需要,充分利用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距,以及这一差距所深化了的书面典籍崇拜心理。     

浅议河西宝卷蕴含的思想价值

河西宝卷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河西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一种讲唱艺术形式,是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说唱艺术,也是中国民俗文化史上一朵耀眼的奇葩。它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易懂,在甘肃河西地区广为流传。它蕴含的爱国佑民、惩恶扬善、敬老仁孝、忠贞爱情、家庭和谐和褒扬妇女的思想内容,是其思想的精华,具有教化育人的作用。研究、学习、传承河西宝卷的优秀部分,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魂梦依旧在酒泉——谭蝉雪先生向甘肃省图书馆捐赠70余种宝卷

正2015年12月8日,我受邀前往甘肃省图书馆,一览谭蝉雪先生捐赠的70余种河西宝卷。"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自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专题研究孟姜女故事开始,宝卷进入学者视野;30年代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将这种民间说唱艺术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后,宝卷断续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而由于河西宝卷流行于敦煌一带,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受到数位有见识的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段平安、谢生保、谭蝉雪、方步和等,其中三位学者与我甚有机缘。     

河西宝卷与河西讲唱文学关系——以《方四姐宝卷》为例

方四姐的故事通过宝卷讲唱、地方曲艺演唱的方式广泛流行于河西,比较分析现在刊行的《方四姐宝卷》不同版本和地方曲艺演唱的同类故事,可以见出,宝卷同一故事的讲唱,可因地域、时间、讲唱者的因素,人物、情节、细节可以适当增减;宝卷对地方曲艺中人们喜闻乐见的细节可以加以吸收;因为方四姐的故事广为人知,傩舞戏的演唱可以略述梗概。     

河西宝卷总目调查

河西宝卷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截止2010年3月,调查搜集的宝卷有361个版本,凡150种,其中有63种为《中国宝卷总目》所没有,本文分别列出,以供宝卷研究者参考之用。     

明清以来闽西北的宝卷、图像与仪式

宝卷是唐、五代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成的一种传播宗教的艺术形式。宋元以来,因儒释道三教密切融合,宝卷成为儒释道三教得以延展的重要载体。宣讲宝卷的仪式称为“宣卷”。自明代中末叶始,闽西北已有大量宝卷流传,宝卷与该地区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宗族社会、地方神明祭祀等深具关联。本文试以田野调查所得之宝卷、图像、教谱等材料为基础,梳理该地区明清以来宝卷流传的实际情形,以及宣卷仪式与广大民间社会的内在关联。     

河西宝卷传承人乔玉安

甘肃酒泉的营尔村有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西宝卷》传承人乔玉安,四乡八邻都知道。当地人称他乔爷、乔老爷。当地人说,乔老爷爱念卷,为人友善,谁家有个大小事,只要招呼一声,他准到场。还说,乔老爷卷念得好,像听“尕旦唱戏”,过瘾又解馋,只要一根烟、一杯水,不分场合说唱就唱,不摆架子好伺候。     

宝卷与泰山后石坞：仪式文艺与信仰生活的互塑

《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等四种宝卷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中未被充分关注的文本，已有研究多着眼于版本较多、流传较广的两种，而另两种稀见孤本也应予探究。首先，四种泰山娘娘宝卷体现出的稳定流传的“离家修行”叙事结构，其根源在于中国化的民间观音信仰方式，这是宝卷与俗民信仰生活深度绑定的体现，是仪式文艺源于信仰实践的又一明证；其次，作为仪式文艺的宝卷，并不只是信仰生活的被动反映和再现，泰山娘娘宝卷宣扬的叙事在地方传说中得到了延续，宝卷的叙事元素甚至直接促成了泰山后石坞“信仰标记物”黄华洞和白猿墓的产生。仪式文艺对信仰实践的反塑作用值得重视。     

宝卷研究的重要成果——读《中国宝卷总目》《中国宝卷研究论集》

宝卷是承袭唐代的佛教俗讲传统,经宋至元末明初,逐渐演变而形成为一种广泛流传于寺院和民间的说唱文学,至清盛极而衰,其内容主要是宣讲佛道经书和劝善故事,也包括了大量世俗内容的民间传说,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宝卷的宣讲活动和宝卷的辗转传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我国一些地区(如江浙和甘肃)盛行。学界一般把宝卷看作是俗文学或民间文学。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珍藏宝卷考述北大核心CSSCI

宝卷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俗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近年文史界学者对宝卷的整理和研究越来越重视。车锡伦编著的《中国宝卷总目》共收中国国内及海外公私藏书机构96家,收藏宝卷1579种,版本5000馀种,但是零落于欧美各国的宝卷仍有遗漏。笔者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一批宝卷,其中不乏珍品。这批宝卷的发现不仅可以窥见其在海外以及东南亚一带的流布、保存和刊行,而且对于民间宗教、民间女性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从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到《金牛宝卷》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是仅存于敦煌石窟的一种早期佛本生故事经典,唐代以后国内无传本。经过考察发现,明清宝卷中的《金牛宝卷》也讲述着同样的佛本生故事,二者内容性质、情节结构十分相近。此文依据中、韩所存相关文献与壁画材料,考察了《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与《金牛宝卷》的关系,认为《金牛宝卷》与韩国存《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都是承接唐代《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而来,是该典籍在中国民间通俗演变的结果。     

山西介休"念卷"和宝卷

山西介休地区的“念卷”(即“宣卷”)和宝卷,是1957年张颔先生《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①一文介绍给学术界的。文中介绍了介休城乡念卷的活动情况、手抄本宝卷的内容和形式,并载有作者于1946     

宝卷印本形制流变考述

本文以宝卷印本为研究对象,在目验原书的前提下,从装背、扉画、字体三个方面总结其印本形制的特徵,考察宝卷从早期宗教出版物到晚期通俗读物的演变。宝卷印本之所以出现这种前後截然不同的变化,是由其文体属性的演变决定的,而这种属性的变化正是其晚期受到以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