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思考——“先周文化“研究反思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是"原始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先周文化"为例,指出目前学术界在族群内涵的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以及二者的对应关系等三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导致意见纷呈的关键原因.除目前较为关注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地域和陶器群面貌之外,遗址等级规模和内涵的比较研究可能是推动这一研究的另一途径.     

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形态——以岱海地区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为基础,通过对各考古学文化的聚落遗址分布、聚落形态、居住单位等方面的分析,并参考同时期的墓葬以及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情况,得出该地区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平等社会到阶层社会的过程,且其世系继承关系和家庭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从史前聚落地理变迁看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发展

台湾原住民的来源、迁徙和扩散,在台湾的历史研究上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受到研究方法和资料的局限,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有许多争议。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台湾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发现的聚落选址进行统计,主要统计其所处的地域和地貌,描述台湾原住民的迁徙和扩散,进而解释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发展。本文通过几个时代的聚落分布的不同来解释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发展:(1)旧石器时代,台湾原住民集中分布在台东的海滨;(2)新石器早期,台湾原住民主要分布在台湾北部的丘陵;(3)新石器中期,台湾原住民开始呈规模地在西部平原聚落定居;(4)新石器晚期,台湾原住民集中分布在台湾东西两岸的低地聚落;(5)铁器时代,台湾原住民开始成规模的向高山迁徙。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西方考古学中聚落考古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首先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中,聚落考古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对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比较熟悉,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以说,聚落考古学当前已经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欧文·劳斯这篇与张光直的名篇同名的文章都是发表于1972年。在那个年代,西方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研究正是方兴未艾。虽然同为全面介绍聚落考古学的论文,但劳斯在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与张光直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光直主要侧重聚落考古在社会关系研究方面的作用,与威利和特里格一样认为聚落考古就是运用考古资料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而劳斯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待聚落形态概念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受系统论的影响较大。将这篇文章与以往介绍到国内的聚落考古方面的文献结合阅读,会对西方聚落考古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劳斯认为一个人群的生活系由三个系统所组成,即生态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反映了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在针对过去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中,聚落形态的概念(本文作者用的是残存聚落形态,指出了聚落形态作为考古遗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认为它是由人类行为点的网络和每个点位的行为组合所构成)在与此三个系统有关的研究中特别有用。运用聚落形态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文化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可以研究文化的生态和行为方面。在实践中,可以从这三类系统所拥有的亚系统入手,寻找证据以重建以上三类系统,复原人类的生活。他将聚落形态分为三个类型,即分散型、集中型和共生型。其中最有启发性的是维生和专职共生形态,它为研究文明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工具。另外,从聚落形态的概念出发,劳斯还探讨了文明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在考古学实践上的价值,也颇有意义。     

山西夏县师村新石器时代遗址2019～2020发掘收获

师村遗址西南距盐池约7公里,是目前大规模发掘的距离盐池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2019至202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单位对师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枣园文化至东庄类型时期遗存,填补了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考古发现的空白。师村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对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向西阴文化的演化过程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聚落考古研究方面,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在生业方式研究方面,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养蚕缫丝"以及生态环境、生业方式与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解读良渚文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及其研究路径

正浙江余杭发现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及遗址群,在太湖以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单元。这个聚落单元反映了聚落建造者适应自然环境所拥有的技术水平,以及用以维系其文化的社会互动与控制,由于聚落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认同的文化需求直接造就的,因此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1),并有助于对良渚社会的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解释。     

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冈商文化之间文化序列发展的空白,奠定了夏商文化探索的基础。该遗址是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圭臬,突出表现在建立起史前夏商文化发展里程碑、树立二里头时代年代学标尺和夏商文化界标等方面。二里头遗址又是都城考古的重要基地,为研究早期都城聚落形态和模式、都城规划布局、宫室建筑营造法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二里头遗址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圣地",对于推动夏史研究向前发展、了解夏代的都城面貌以及经济与文化生活状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该遗址还为历史学科的整合研究以及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夏史提供了重要平台。作为我国主要的考古学专业实践基地和考古人才培养的摇篮,二里头遗址享誉海内外。     

湖北天门县肖家屋脊遗址史前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对肖家屋脊遗址的聚落形态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当时的某些社会结构特点：即通过该遗址居址区、祭祀活动区和墓葬区三个部分的聚落形态和各阶段性变化,探讨该遗址从屈家岭文化时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的演化轨迹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宝墩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

聚落级差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也是研究城市起源的重要因子。通过对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聚落遗址的考古学观察和分析,可知宝墩文化一期始现聚落级差,二期形成以宝墩城址为一级中心聚落的组聚落,三期实现一级中心聚落的转移并形成以郫县古城为中心聚落的又一个组聚落。宝墩文化聚落级差化的发展彰显了其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同时结合国内外早期城市理论分析,宝墩文化已处于早期城市的初始形态。     

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下)

2011年10月28～30日",骆驼墩文化论坛——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宜兴召开。会议围绕"骆驼墩文化命名"问题展开讨论,对骆驼墩遗址的发现,骆驼墩文化遗存的性质及内涵、学术意义、价值定位、文化交流、保护利用进行了界定,提出建议;并就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划分及其标准,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A、B两区聚落对比分析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为该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是兴隆洼文化地方类型的典型代表。通过对二期乙类遗存A、B两区聚落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两处聚落是属于同一时期、同一文化性质的聚落群体,两者之间可能是一种"土著"和"移民"的族群关系。两处聚落拥有各自不同的形成过程,在内部的控制或管理机制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至于在聚落布局、生产方式和埋葬习俗上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     

嘉陵江中游(阆中至仪陇段)先秦时期遗址调查简报

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嘉陵江中游(阆中至仪陇段)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共发现先秦遗址12处,扩充了嘉陵江流域先秦遗址的内涵,为进一步探讨该区域先秦遗存的分布状况、考古学文化面貌及聚落形态等提供了新的线索。     

周原遗址齐家北墓葬分析

一、研究缘起与目的 周原遗址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古公宜父迁岐之邑,亦被多数学者视为西周金文中周王常在的“周”地,故该遗址历来都是揭示西周王朝形成过程、探讨西周社会组织结构的重点考察对象。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聚落考古是深化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研究的有效途径。但周原遗址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多偏重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分期与文化特征的归纳总结方面,     

山东地区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初探

本文考察了山东地区商文化的聚落形态演变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商文化聚落形态在山东地区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早商时期仅济南大辛庄一处遗址;中商时期遗址数量增加并在泰沂山脉两侧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聚落群;晚商早期遗址数量保持稳定但等级较高的遗址处于衰落状态;晚商晚期不但遗址总数而且等级较高的遗址数量都明显增加,还出现了像苏埠屯这样的高规格墓地。这一聚落形态的演变反映了商文化在山东地区东扩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考古学文化功能研究的战略性起点——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译介

20世纪中叶,考古学逐渐发展成一门以人为本的人文学科。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维鲁河谷首先采用的聚落形态研究,标志了考古学范式的重大变革。维鲁河谷项目通过对不同时期建筑和遗迹变迁的分析、史前遗址的断代和功能类型的划分、聚落形态变迁的研究等,推导出维鲁河谷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历时过程。这一开创性研究,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自汤姆森三期论创立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聚落形态成为考古学文化功能分析的战略性起点,聚落形态的整合分析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全方位的视野,为考古学透物见人、由器物转向人地关系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途径。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借鉴西方的理论方法时,应该吃透其原始概念、科学定义和产生背景。     

安徽寿县卫田遗址龙山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卫田遗址地处淮河中游南岸,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周代、汉代、宋代及明清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以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存最为丰富,发现壕沟、房址、灰坑、灰沟等遗迹。该遗址丰富了淮河中游南岸龙山文化早期的聚落资料,对推动该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和聚落形态等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论祁头山文化

江阴祁头山遗址发掘迄今,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遗址对于探究早期太湖地区聚落考古的文化传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完善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从出土陶器、玉器的形制、工艺及其内涵分析,祁头山遗址均体现出明显的多文化因素,加之本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使得祁头山与典型的马家浜文化存有较大差异,可视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祁头山文化。     

嘉陵江中游(蓬安至南充段)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简报

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嘉陵江中游(蓬安至南充段)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0处,扩充了嘉陵江流域先秦时期遗址的内涵,为进一步探讨该区域先秦时期遗存的分布状况、考古学文化面貌及聚落形态等提供了新的线索。     

试论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的指示意义

“考古学文化”本质上是对考古遗存的一种群体性分类,与古代族群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葬俗来区分一个考古学文化内的不同族群,也可以通过葬俗的一致性来确认使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族群。考古学文化各方面要素与族属的关联性,葬俗最强,陶器次之,铜礼器又次之,武器、工具最弱,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     

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简报

2008-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进行了三次区域系统调查,调查覆盖面积约550平方公里,发现自马家浜文化时期到东周各时期遗址80余处。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本地考古学文化的空白,调查探索出一套适合江南丘陵水网地带的调查方法,初步建立了姑溪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年代的序列,为探讨区域内聚落变迁建立了时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