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的“海运构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

丘濬在其重要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海运构想",表面上从运输漕粮的经济角度出发,力主恢复"河海并运",以海运来补充河运之不足,实质则为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设计。对于已停罢海运多年的明朝来说,这种表面谨慎的提法已然是一种突破。随着《大学衍义补》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此构想也成为此后朝廷"海运之议"的重要依据,为"海运"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体现了明代"四书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然而"海运构想"终未实现,失败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弘治朝政治环境与现实需要之制约,又有国家决策中各集团利益博弈之扰动,且在义理上的弱点与技术条件上的不足也多为反对者所诟病,而究其根本则为明代国家发展重心之限制。     

“唐制”视野下的明代帝王服饰图案等级标识——以帝王冕服和常服为例

“复衣冠如唐制”是朱元璋制定明代服饰制度时注重的原则之一,但从明代服饰制度的整体内容观察,其制度内容更多遵循的是“远仿周汉,近仿唐宋”原则,同时,参考辽金元三代服饰制度而制定。本文将以明代帝王礼服中冕服和常服所饰图案为例,说明其内容和使用并非均“如唐制”。     

半个世纪以来明代环渤海地区海运研究综述

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台湾学者发表关于明代环渤海地区海运论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专著1部、论文9篇。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官方控制的海运和民间海运研究两个方面,官方控制的海运研究在江淮往来辽东海运、江淮往来直沽海运、登莱往来辽东海运、天津往来辽东海运研究方面成果显著,但尚存有不足,如:研究明代海运缺少对必要的元代海运背景的交待、缺少对必要运河、漕运状况的介绍、有些领域还是空白、已有研究领域内,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甚至讹误流传的情况。因此,明代环渤海地区的海运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增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略论郑和下西洋对明代太仓社会发展的影响

位于长江口东海之滨的江苏太仓自元代海运漕粮而兴起,开放的外贸政策使其曾有“六国码头”之誉。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28年中,太仓又成为郑和船队的起锚地和归舶港。在郑和航海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明代金银首饰图说（续二）

金网巾圈 湖北广济县明张懋夫妇合葬墓出土网巾是明代男子首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长发以玉或金银短簪挽结干顶,其上再罩网巾,此即最基本的装饰。网巾的制作多以马尾或线,而也有绢布。谢肇涮《五杂组》卷一二《物部四》：“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绢布为网巾者,然无屋终不可见人。”此所谓“屋”,即覆于发髻之上的各类饰物,“无屋终不可见人”,是露髻见人为失礼也。     

明代钱文中为何有“通”无“元”

明代钱文上,找不到一个“元“字,也就是说,明代大小制钱中,唯有“通宝”,没有“元宝”,何故？     

文征明及其书法艺术

明代书法是继宋、元帖学书法的又一发展阶段。明代的书法,仿古之风很盛。明代历朝皇帝和外藩诸王,大都爱好书法,以书法自娱,导致全国帖学大盛。以沈度、沈粲为代表的、规整一律的“台阁体”书法,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和推崇,沈度竟被明成祖朱棣夸称为“我朝的王羲之”,一时竞相行效,学书者甚多,逐渐形成俗的风气,使书法日益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台阁体”的泛滥,     

周恩来在两淮的故居

淮阴是江苏北部腹地的中心城市,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市区清江浦,明代中叶以后为漕运要津、南船北马交汇之所,曾有“九省通衢”之称。清乾隆间始为清河县治,河道总督署也设置在这里。所属淮安市在其东南15公里,清时为淮安府及山阳县治,并置有漕运总督署。这里就是被人民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幼年时生活过的地方。周恩来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故乡:“淮阴古之名郡。……清时海运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飞飞漫墨》)     

明代文人园林画与明代市隐心态

明代中晚期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推动了明代绘画中以园林为表现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加,成为明代绘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明代园林画并不是简单的“清风朗月”、“小桥流水”的园林山水景观的再现,而是文人画家市隐心态的流露。     

清嘉庆缠枝莲青花大缸

大缸乃古代陶瓷器之巨擎。明代有一种专供宫廷使用的瓷缸,其器身绘制龙纹,故被称作“龙缸”。明代,龙缸属于宫廷内必不可少的日用器,其装饰相当富丽堂皇,颜料普遍采用以钴为着色剂的青花,还有各种单色釉或彩料,图案则以各种形式的腾龙为主。     

明代戏曲文乐关系研究现状及思考

文与乐是戏曲研究的重要方面,不同时期文乐关系的变化,引发了戏曲从业者与赏剧者间的大讨论。明代戏曲文乐关系以“沈汤之争”与魏良辅戏曲改革为主线,逐步由“填词入曲”向“依字行腔”变化发展。明代以来对戏曲文乐关系的研究,既有戏曲理论的探讨,也有戏曲表演的实践,在有关研究中,诸多关于戏曲创作、戏曲美学的表述,其核心本质也是关于戏曲文与乐的观点与讨论。受明代戏曲史料、“口传心授”传承方式及记录方式等方面的局限,当下我们无法真正还原明代戏曲,但从作品入手,通过分析文乐关系进而理清当时的戏曲发展脉络,对研究明代戏曲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明宣德青花瓷器（上）

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宜德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以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器相比,其烧制技术达到了最高峰,成为我国瓷器名品之一。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瓷器：“诸料悉精,青花最贵。”     

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     

《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评介

赵克生著《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于201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34万字。开篇之章为导论,以明全书旨趣,又分上、中、下三编,即“国家礼制与与明代宫廷”、“国家礼制与明代官僚阶层”、“国家礼制与地方社会”三个主题,每一主题取三、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皆以礼制为题眼。     

试析明代闽商活跃的原因

从明代中期起,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及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坐贾行商逐渐成为当时的风气,出现了“缩资而趋末,贫者倾产而就商”的社会景象。照时人林希元的说法,“今天下之人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在地处东南隅的福建,当地居民纷纷从事商业活动,形成众多商帮。他们在明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在反映明代社会经济情况的相关地方志与文学作品中多有记载。     

宣化古城墙

“宣府古幽州属地,秦上谷郡,元宣德府,星野当析木之次,人尾一度,壤土沃衍,四山明秀,洋河经其南,柳川出其北,古今斯为巨镇,恒宿重兵以控御北狄。”这是竖立在宣化镇朔楼(鼓楼)之侧,明代都御史罗亨信撰的《宣府新城之记》碑对宣化古城历史、地理、环境、规模及形势的概述。     

太仓元代古船的前世今生

<正>太仓,是一座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春秋时吴王于此置仓,故名“太仓”。域内河网密布,通江达海,自古为长江通海之门户。元至元十九年（1282）,朱清、张瑄以太仓刘家港为始发港,开通了漕粮海运的新路线,加之元廷开放对外贸易,太仓番商云集,外通日本、高丽、琉球等国,号称“六国码头”。     

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

18 2 6年的漕粮海运 ,是清朝的首次漕粮海运和道光初政中的重要事件 ,也是陶澍、魏源等人直接参预的重要政治活动 ,因而是研究清代漕运和评价陶澍等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 ,由于在资料选择上的过于倾向性 ,导致以往学者对此次海运的评价 ,有普遍的拔高之处。本文即就其中三个最重要的观点 :“雇商海运”、“行走与内河无异”以及“较常年河运所省之数甚多”进行批驳 ,指出应正确评价此次漕粮海运 ,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代“土流参治”再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明代的“土流参治”就是以汉族担任流官,以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官.这种把“土流参治”仅仅看作是一种用人制度的传统观点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明代“土流参治”不仅是贯穿于西北边政方方面面的宏观指导,更重要的“土流参治”还是一个庞大的、多元的、复杂的管理体系,包括明代西北地区的卫所建设、戍边屯田、流官制度、土官制度、僧官制度、茶马贸易等诸多方面.明代“土流参治”大体归结为三个基本层面,即第一层面的“土流参政”;第二层面的“土流参设”;第三层面的“土流参任”.     

崔子忠画风浅说

宋元时代,文人画兴起山水画大兴,人物画相对减少。明代绘画总体上承接宋、元传统,山水画、花鸟画方面流派纷出,各成体系。成就显著,人物画也呈山水画逐渐衰微之势人们是画山水之余,偶尔为之了。正如万历年问谢肇制的《五杂俎》中所言：“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复画人物及故事。”明代人物画总体上落后于山水画．花鸟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