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宁山卫的军户与宗族

明代屯田于今河南境内的宁山卫,分为东、西两屯,驻扎于新乡县、辉县、获嘉县、滑县、浚县五地.其职责以屯田为主,操练、戍防为辅.由明代至清初,宁山卫经历了从设置到废止的演变过程.而隶属于宁山卫军户的获嘉冯氏宗族,在获嘉冯氏族谱编撰、卫所军户同原籍军户的关系、冯氏在地方上的发展以及冯氏与外界的联姻状况等方面均有一定特点.通过对冯氏宗族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卫所军户宗族之全貌,加深对卫所军户的认识.     

《明代卫所军户研究》评介

卫所军户是明史研究中的又一项重大课题,进一步探讨明代兵制,了解明代经济与社会,都需要深入地研究明代卫所军户。但是,这一课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足的够重视。如有的专题研究不深,有的研究不够全面,甚至有的无人问津,仍是一片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金奎著《明代卫所军户研究》于2007年5月由线装书局出版,弥补了这一研究的不足,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全书45．6万字,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的明代卫所军户研究成果。     

试析明初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

明初,大批主动赴卫所随军生活的军士亲属及其他因故滞留卫所的依附人口成为卫所军户的主要来源。由于对卫所军户的数量增长估计不足,明朝政府对其的态度曾反复摇摆,经历了一个从默许不作为到强制遣返,再到主动加以利用的变化过程。这一政策上的变化,致使卫所军户群体直到正统、景泰年间才初步形成。     

雍正欠铜案与苏州的洋铜商人

有清一代曾长期从日本长崎进口铜材(洋铜)以保证国内铸币所需。康熙后期到乾隆初年实行"发帑办铜",由官员携帑至江浙招募商人承办,苏州作为办铜的中心之地,吸引了大批以泛海为生的商人和船工聚集于此。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一直很难具体窥见他们的经商和生活状态。本文利用搜集到的户科题本并结合日方记载,以雍正初年苏州的两起欠铜案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卷入案中的众多商人事例,揭示了当时活跃于苏州乃至东南沿海的洋铜商人——这个对日贸易群体的"素颜"。     

明代辽阳东宁卫——以新出土的东宁卫指挥使官印为例

东宁卫是明代辽东都司下辖的重要卫所之一。因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其军户人口的生活方式,又有别于其他各卫。"东宁卫指挥使司之印"是辽东都司所属25个卫当中,第一个出土的"卫指挥使"一级的官印,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巨大。     

明代云南治理与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讯

<正>2016年10月25—26日,由中国明史学会和昆明学院共同主办的"明代云南治理与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胡凡对明代云南都司陆凉卫的设置时间和设立原因有所考论。王雪莹论述了云南卫所屯粮征收的条鞭化过程。罗勇考察了滇缅边境一个卫所军户家族的流动情况。张金奎对明初舍余制度与云南边地开发关系作了探究。吕杨认为"小云南"人进入山东登莱地区是通过军事迁移和流放两种途径。阿风对嘉靖二十七年云南临安卫董一言等买卖房屋的契约进行了考释。孟凡松探     

清代满语文在达斡尔社会的传播进程探析

早在与后金(清)政权建立贡市关系之初,达斡尔氏族显贵即开始学说满语。康熙初布特哈打牲部落组建,通晓满语文成了达斡尔官员群体的必备技能。康熙中叶,在清廷满化政策推动下,满语文在黑龙江驻防八旗达斡尔军户中率先普及。受布特哈归隶黑龙江将军,继而被改组为呼伦贝尔、布特哈八旗影响,乾隆中叶满语普及到整个达斡尔族。晚清满语文在全国式微,但在达斡尔社会却依旧盛行。     

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行政建置,其创制并大规模实施于洪武年间。"军卫牧民"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民户数量是设置与否的根本指标,少数民族地区仅是外在表现形式。军民指挥使司管理体制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安抚和教化地方、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因明中后期世袭武官体制的腐化、人口的增殖等因素,军民指挥使司亦逐步失去了管理地方的活力,在明中后期、清前期渐次由流官充任的府(州、县、厅)等建置所取代。     

明代多籍宗族的形成与赋役承担——以福建晋江沿海地区为例

明初以来,福建晋江沿海地区灶户编佥、军户登记及垛集、抽籍等都未设定明确的地理范围,使得当地出现灶户、军户和民户杂居共处,甚至一家多籍的现象。与之相应,当地明代所建宗族普遍拥有灶、军、民等户籍。多籍宗族往往形成多个赋役团体以应对各类赋役,赋役的具体承担方式则与户籍的构成情况相关。一般而言,由独立登记户籍的各支派构建的宗族,赋役归各派独自承担;由同时登记了军、民、灶等户籍的人群构成的宗族,赋役由族人通过多种协议共同应对;户籍若由不属于同一宗族的群体构成,户下多个宗族或势力必须共担赋役。户籍登记与赋役负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因势豪将赋役摊给弱小群体而改变。     

明代岷州地区的民政治理与行政制度变迁

明初以降,明廷对岷州的民政治理经历了岷卫兼管、岷州建州、巩昌分辖的数次争论与转变,最终于嘉靖年间形成以抚民同知专管民政的治理格局,即岷州厅之雏形。洪武初年,明廷在整合藏边番族部落的基础上建立了岷州卫,藏区的番族部落也深深地嵌入岷州卫的军事与里甲系统,并引致地域社会番汉共处、军民杂居态势的形成。随着明中后期岷州卫军政控制的弱化,当地番汉、军民混杂的局面渐趋紊乱。嘉靖年间,各方官员就"岷州建州"与"巩昌分辖"产生争论,最终明廷基于行政成本、品级对等与番民社会的考量,增置岷州抚民同知管辖民政并促使当地形成卫所与州县系统分辖军民的州卫共治格局。面对蒙古部落移牧甘青,明廷放缓了岷州的"州县化"进程,同时立足于边地社会局势"以番固藩"",华夏边缘"借此得以维持。     

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卫所、关隘、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军事聚落,随着清代的一统,大部分则逐渐演化为城镇和村落。本文对该区域军事聚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是山西北部历史上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与明代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黄叔璥《海洋图》与清代大兴黄氏家族婚宦研究

文章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所绘《海洋图》的图文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对黄叔璥生卒年与其家族——顺天大兴黄氏的发展轨迹及其婚姻圈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探讨。研究发现,黄氏家族本为明代辽东世袭武官,在明代后期之后逐渐走上科举入仕之途,而清初对辽东士子的倚重亦为其家族兴盛的重要因素。其婚姻对象以科举世家为主,其中以直隶同乡为多,体现出了清代华北科举世家婚姻的一些特点与取向。     

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沙尔湖路”研究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存在一条自哈密西南沙尔湖转西北至鄯善进而抵达吐鲁番的“沙尔湖路”,它与“黑风川道”“小南路”等传统路线均不同。利用《蒙古山水地图》等文献,可对沙尔湖路具体行经进行考证复原。该路沿线地形平坦,有泉水与植被,在明廷与吐鲁番、清廷与准噶尔在哈密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阶段曾广泛使用,后因泉湖干涸、气候炎热而中断。     

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分路”问题探讨

明清时期,广东的海防部署依据不同的区域划分呈现出循序渐进的"分路"特征,即从元末三路分防的萌芽,到明中叶的全面成型,再到清代四路甚至五路的发展。关于广东海防分路的时间,本文认为早在元末已经出现,当时中路的虎头门、南头澳等地均是重要的海防要塞,明初的广东海防从无备到有备,实际上借鉴了元末的海防实践,而对于肇庆府在明清两代并不归属中路海防区域,本文也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元末到清末,广东海防分路的漫长发展演变不仅是海防部署工作的细化,更体现了明清两代区域海防工作责任的日益繁重。     

清代淮安府荡地开垦与政府治理的互动

伴随着海势东迁,明代淮安府沿海荡地已出现盐场与民户相互争夺的态势,一方面是盐场为维护既有的盐利而竭力遏制沿海的农业开发,另一方面则是新淤的荡地往往吸引一批批新来的开发者。清初已淤为内陆的安东县垦荡行为在得到康熙帝首肯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中期亭场商办这一市场行为也使得灶丁由制盐转向耕田,从而造成了狼在当地的绝迹。两淮盐场民众面对环境变迁积极调适生计,成为清代海州升为直隶州,庙湾、东台由盐场升格为县及清末民初“废灶兴垦”的内在动力。     

安福、永定二县的设置与清代州县行政管理体制在湘西北的确立

明初设立的九溪、永定二卫,到了清初已经演变为征收屯赋、管理屯民的地方行政性管辖机构。雍正年间裁卫设县,结束了九溪、永定二卫的历史存在,并在调整土地与户口归属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湘西北地区卫所军事管理体制向州县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     

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我国北方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关键位置上,通过百年来沙漠-黄土边界带概念的形成考察,从学术史上获得该论题蕴含有过渡带、敏感带、生态交错带内涵,这是众多学科研究意义所在。明代为防御元蒙势力,沿长城地带实行军屯,清代限于人口压力和财政因素,从长城内到长城外,将"变刍牧而桑麻"的活动扩展到大半个高原。汲取学术界已有成果,尤其是以长城作为判断毛乌素沙地南移及其与明清垦殖活动关系的一种考察方式,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认为自然因素更显重要。尽管人类利用土地的形式和规模在逐渐升级,但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中,仍只是作为荒漠-草原彼此进退的一种参与力量。     

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