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西段的东半部分有条约根据吗?——试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一个分歧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政府认为,1684年条约和1842年条约是其主张的中印边界西段东半部分（西藏-拉达克边界）的条约根据。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两个条约并不能成为这段边界合法有效的条约根据。中国政府的主张是有事实依据的,而印度政府的观点则是无法成立的。     

19世纪中期中印边界东段的若干协定

19世纪中期有关中印边界东段的协定文本及形成这些协定的背景、进程、结果表明,在英属印度入主阿萨姆前,存在着一条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平原边缘,或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行走的传统习惯线.这条线在一些山口地带的两属状况及不完全按照属地原则的管辖情况正体现了传统习惯线不同于近现代国际边界的特征.英属印度入主阿萨姆后,通过这些协定的订立承袭了传统习惯线,并以有利于它的方式解决了两属及不完全按照属地原则管辖的状况,但并未改变传统习惯线的基本走向,也未将管辖扩大到山地部落地区.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新加坡民族问题研究综述

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国家。自1819年英国人开埠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断迁入新加坡。如今,在这个土地面积仅有680多平方公里的国度里,生活着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苏格兰人、荷兰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阿富汗人、日本人、菲律宾人、泰国人、缅甸人、尼泊尔人以及欧亚混血人等东、西方各色族群,成为一个“民族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族群之间彼此友好相待、和睦共处,共同绘制出一幅多元和谐的新加坡“族群地图”。这种多元和谐的社会局面反映着新加坡族群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日益成为相关学术工作者们关注、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学界的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的非洲史学界在反思20世纪60至7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性质与基本特征、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关系、非洲社会变迁与非殖民化的内在关联等重要问题。这些研究表明,殖民统治时期是非洲社会发生急遽变迁的时代,族群、习惯法、间接统治和强制经济制度极大改变了非洲社会结构。与此同时,非洲社会变迁塑造着欧洲殖民者对于殖民地的认知与政策,这是理解非殖民化的重要社会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颂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苏颂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其政治思想、文学成就、科技贡献等得到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同时,目前关于苏颂的教育思想、文学创作、政治成就等方面的研究还可深入发觉、全面阐述。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 ,对中苏分裂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 ,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 ,是自 2 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及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秦汉边郡研究

在秦汉地方行政结构中,内郡与边郡在行政职能、吏员设置、民族构成、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诸多差别。研究秦汉边郡,对于探索秦汉时期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秦汉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秦汉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极大推动了边郡研究。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分别从秦汉中央政府分层次、差别化治理,边郡防御系统,边郡职官设置,屯戍,文书运行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秦汉边郡的情况。笔者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论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秦汉边郡研究做一简要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疏漏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试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中印边界战争40周年回顾

20世纪50～60年代,因印度插手中国西藏问题和挑起中印边界争端而直接导致两国关系恶化.而当时的印度政府采取这一恶化中印关系的政策又有其深刻的国内外原因:印度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扩张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首要的原因;而当时的印度政府推行地区霸权政策则是中印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此外,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印度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国际上反华势力对印度政府错误政策的支持以及中国国内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对当时的印度政府推行反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脉络刍议

侵华战争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存在一条可以视为环境史趋向的研究脉络。大体而言,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二战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只是将环境作为历史事件与社会演变史的一个背景因素,或是研究中提及的一个侧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开始在侵华战争研究中建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将环境元素作为侵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意识之一;21世纪后,随着一批学者吸收或采用环境史研究方法,从跨学科、多维视角研究侵华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环境对后续中国社会的影响。梳理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长期存在的环境史趋向,能够推动中国学界从环境史视角加强对侵华战争研究的学术反思。     

殖民话语建构与中印边界演变——近代英国对中国察隅地区的蚕食

近代英国所建构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是其蚕食中国藏南地区领土的重要借口。在察隅地区,英国从19世纪初期至1914年以非法调查和地图测绘为手段,以山地部族的历史归属及山地部族与藏人的边界位置为对象,逐步建构和发展了有利于其侵略扩张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与此同时,英国不断将中印边界线向中方一侧推移,最终于1914年提出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它在察隅地区的走向,对此后的中印边界争端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近百年间英国蚕食中国察隅地区领土的历史过程的考察,可以驳斥英国和印度非法侵占我国藏南地区领土的所谓“证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三线建设逐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基本概念、三线建设与中国国防军事工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不同的解读,这为我们借助国外研究成果,审视当前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提供了参考。中国学者既要积极借鉴西方学者研究三线建设的新视角,也要认清国外学者研究中的不足及其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三线建设的精神、内涵及其在新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价值与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对方志性质的界定由传统方志学的属性认识发展到定义概括,虽由《地方志工作条例》作出结论但仍持续进行学术性研讨。参与研究的人员,早先主要是学者,之后逐渐以修志专家为主。方志性质的研究推动了方志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

家族或称宗族,这个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虽然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组织,其由家族产生的族权,也就成了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有系统的作用于某一方的权力。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认为"家族"和"宗族"这两个概念在古人的认识中不完全一致。本文对"家族"采取较宽泛的定义,包含"家"与"族"两个含义,"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财的近亲血缘团体;"族"则指"家族"(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与"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惩治汉奸研究综述

本文在总结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惩治汉奸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奸研究的三个视角:社会学功能主义、政治学民族主义以及伦理学道德论。功能主义视角认为,在民族战争中,通敌者从某种意义上成了战争挫折和人们推卸责任的"替罪羊",惩治他们有加强群体或民族内部团结的作用;民族主义视角认为,通敌者违背了某种原则,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清理,而且国家任何一个成员都有惩罚的权利;道德论则从人性论的角度质疑不分青红皂白惩治叛徒和通敌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代嘉礼研究综述

视自己为中原王朝合法继承者的金朝,自建政之初起便开启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历程。作为中原文化的象征并发挥着维护统治作用的礼乐制度,也逐渐被女真统治者所继承和因袭。而“嘉礼”的构建更是占据金代礼乐建置的重要部分。关于金代嘉礼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集中于渊源、婚俗、节日、宴飨、养老、用乐等方面,其中婚俗礼制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其他诸礼如养老、巡幸、肆赦等虽有涉猎,但存在着研究范围过窄,领域不广泛等问题。为进一步厘清和推进史学界对金代嘉礼的研究,将国内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综述,并就不足进行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兵制研究综述

两宋时期,由于时代与社会变迁,其军政方面也较以往呈现出诸多变革和新动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宋代兵制的研究愈趋深入,取得显著成就。     

1959—1962年中印边界危机恶化的原因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从1959年开始,由于印度对中国西藏问题进行干涉,不断挑起边界争端,导致中印边界危机逐渐恶化,最终爆发边界战争。边界危机的恶化是历史与现实、印度国内政治与国际冷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志目录的编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旧地方志目录编撰再次出现繁荣局面,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不断提高。全国性方志目录著录数量和收藏单位增多,并出现了提要式目录;区域性方志目录编撰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提要式目录最为繁荣,产生了一批优秀著作;馆藏方志目录进一步扩展,南方和西部一些图书馆加入方志目录编写的行列;前代旧志得到进一步关注,产生了一些具有特殊功用的旧志目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中的根本问题,这一研究经历了兴盛、低落和复兴三个阶段.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大体可以概括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定义、历史认识主体的特点、历史主体意识的结构及其作用、历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四个基本方面,这些讨论深化和拓展了大陆学术界关于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的研究,其不足主要是原创性思想不够.